散文和随笔是灵魂的长相

记者：《写满字的空间》是您的第一本随笔集，随笔在您的写作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毕飞宇：我始终有一个错觉，随笔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东西，不到一定的年纪你最好不要弄它，你想弄也不一定弄得好。我一直说，散文和随笔是灵魂的长相，我到现在也这么看。灵魂不好看是写不好随笔的，它很考验人。

记者：作为一本随笔集，我想知道的是，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大概有多大？

毕飞宇：时间跨度最起码有二十年。我写随笔很少，但是，我的写作生涯毕竟很长了，积累起来也还是有一些数量。可我有一个坏毛病，我的随笔总是随手写，随手丢，从来都没有整理过，电脑也是换了又换。过去也有出版社想为我出随笔集，可是，我居然无法提供原件，出版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写满字的空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从网络和杂志上翻出来的，这个劳动量非常大，我很感激，也很惭愧。我衷心地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

记者：有关文学体裁，布罗茨基有个著名的论断，似乎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目标。

毕飞宇：我个人毫无保留地同意布罗茨基，我估计同意布罗茨基的人会很多。诗的魅力就是这样，你能感受，却说不好，我也说不好。有一句十分粗俗的话，说的是男人的心理，叫“偷着不如偷不着”，对大部分人来说，诗就是那种想偷而偷不着的东西，这是很折磨人的。

我最早的文学实践就是诗歌，写了许多年，但是，一直找不到理想的状态，其实是缺少能力。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其实有些痛苦，不甘心。为什么不甘心？还是一个价值的问题，在我的心目中，诗是至高无上的，我是因为成不了诗人才做小说家的。我一直渴望着我的小说里头能弥漫着诗歌的气息，但是，真的不容易。

我在学声乐的时候 找到了自己的身体

记者：这本书里的一部分内容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其中有一篇《唱歌生涯》谈到了您曾经学声乐的一段经历，有一段写到“如果您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会去参加选秀节目的。”关于选秀，已经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比方说“娱乐至死”。

毕飞宇：回过头来看，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标准的不靠谱的文艺青年，我现在反而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学习声乐，虽然浪费了许多时间，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就是在学声乐的时候找到自己的身体的。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找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到处对人说，莫言是一个天才，为什么？他对身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知力，相对于一个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对身体麻木的人，能写出《透明的红萝卜》？能写出《红高粱》？能写出《檀香刑》？不可能的，写出来了也不是那个味道。莫言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条，也许专家们不同意，可我坚持认为，是对身体丰沛而又精微的感知力让莫言成了莫言。

娱乐又有什么不对的呢？娱乐可以很低级，也可以很高级。我从不认为年轻人参加选秀是低级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通过选秀认识了他自己，这个价值就非常大了。选秀带有竞技的成分，会分输赢。我经历过许多体育比赛，尤其是决赛，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变，可是，决赛来临，你自己突然变了，不是远远小于自己，就是远远大于自己，可最终，每个人依然都只能是他日常的自己，这样的认知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在胜负的世界里走一走，他未来的内心会更开阔。

网络语言是烟火 小说要面对未来必须耐腐

记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在获奖演说中说道，“我好奇网络一代如何用文学表达”，您在这本书中也谈到手机对语言的影响，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毕飞宇：没有好奇就没有文学，对语言的好奇就更不用说了。举一个例子吧，就说一说印刷体，也就是铅字，我们这些传统作家对语言都很崇拜，为什么呢？从手写体到印刷体，这里头有一个巨大的转换，你只有成功了，你的手写体才会变成所谓的铅字，我就很崇拜铅字。铅字的崇拜势必带来语言的崇拜。可是，我儿子五岁的那一年可以把他的手写体变成印刷体了，他对铅字是不可能崇拜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可以肆意地破坏语言，也可以肆意地创造语言。可以这样说，所谓的网络时代，其实也是一个新词汇狂舞的时代，真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的词汇量不算小了，但是，在儿子面前，我常常不够用，还得请教儿子，如此神奇的事情当然会引起作家的好奇。不好奇还怪了。不只是莫迪亚诺，任何一个对语言敏感的人都会对网络时代的文字表达感到好奇。这样的好奇还有一个伴侣，那就是焦虑。

记者：这种现实焦虑症好像很多作家现在都有，从余华到阎连科，大家都在努着劲儿“贴近现实”，但是好像读者都不太买账，争议很大，问题在哪儿呢？

毕飞宇：问题在哪儿我可不知道，我只想老老实实地承认，不只是余华和连科，这个焦虑我也有。但是无论怎么焦虑，我坚持一条，坚持用标准的、符合小说规范的现代汉语去写作。作家对语言是有责任的，语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同时也很精微，一个作家需要花费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艺术实践才会建立起他的语言体系，这里头还不包括作家的天赋。

我永远也不会轻视网络上那些活色生香的语言，但是，那毕竟是灵光一现的，带有抖机灵和秀肌肉的成分，它不足以面对历史，也不足以面对未来。道理很简单，网络语言是要博眼球的，它是烟火，绚烂，却注定了短暂。在我看来，小说需要面对未来，它的建筑材料注定了就不能易碎、速腐，相反，它必须坚固、耐腐。

我不喜欢天女散花的思想

喜欢从土地里钻出来的幼芽

记者：书里有一篇文章，《写满字的空间是美丽的》，记录了您在“学校操场和三面围墙”上写满字的故事，其中也透露出对当下小学语文教育的不满，一个“写满字的空间”对于孩子的童年到底有多重要？

毕飞宇：我觉得很重要，这种重要性不在于能不能培养作家，而是对自由精神的养育。我出生在校园，成长在校园，就因为生活在一个可以任意书写的空间里，我获得了许多神秘的快乐。我的童年很穷，可我的童年很幸福。

都说童言无忌，可是，现在的孩子很早就接受正规教育了，还能有多少无忌？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随意涂抹的天性，谁不希望在自家的客厅里乱写乱画呢？可我们的住房越来越好，装潢越来越考究，还有几个家长愿意让孩子在自家客厅的墙壁上乱写乱画呢？还有几个老师愿意让孩子在校园里乱写乱画呢？我想对年轻的父母说，母语是我们的语言，更是孩子们的玩具，让孩子们玩吧。

记者：书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都是有关阅读与写作的。其中有写到昆德拉、《朗读者》、《德伯家的苔丝》等等，也提出了很多有关文学的看法。比如《文学的拐杖》中您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今天小说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作品不够扎实，“回避小说的基本的东西，那些世俗人情。”怎么理解？

毕飞宇：我说这番话有特殊的语境，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的小说崇尚大而空的思想，我有些不以为然。思想是重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有一些所谓的思想其实并不是思想，只是知识，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构成关系。关于思想，我真的不喜欢天女散花，那种从天而降的东西，我所喜欢的是那种从土地里钻出来的幼芽，是自己长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这些写作的人能够通晓世俗人情，毕竟，作家呈现思想的方式和哲学家与政治家是不同的。

在艺术和文学这个领域

达尔文主义是不存在的

记者：说到80年代的“先锋探索”，至今很多评论家遗憾这个进程就这样中断了，可是作家们都不这么看，您在这本书里也谈到“先锋小说是失忆的小说。”之后的探索，才是“一个记忆回来了”？

毕飞宇：如果我没有记错，“一个记忆回来了”是余华说的，不是我。这句话很重要，它对余华来说很重要，对整个先锋小说来说也很重要。先锋小说的主要贡献就是提供了新的叙述方式，但是，无须讳言，对历史与现实而言，它是失忆的。余华说“一个记忆回来了”是一个标志，意味着那一代作家重新出发了。从文本来说就更是这样了，无论是余华、格非、苏童，他们最近几年的创作变化都特别的大，呈现出记忆“回家”的迹象。

北青艺评：在这本书里就有一篇《货真价实的古典主义》，里面您写到，“经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我现在迷恋的古典主义那一套。现代主义在意的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典主义讲究则是‘可以感知的形式’。”您至今仍然迷恋古典主义吗？

毕飞宇：是的，我老了嘛。我读大学的时候正是现代主义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时候，因为年轻，那时候我很鄙视古典主义，自以为是自信，其实是轻狂。老实说，我对古典主义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已经是人到中年之后了，我把大学时代读过的一些古典小说又梳理了一遍，老实说，我感受到了一种恒久的魅力。艺术和文学需要革新，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在艺术和文学这个领域，达尔文主义是不存在的。我很庆幸我可以由二十多岁变成四十多岁，再由四十多岁变成五十多岁，同时也庆幸我的心智和我的年纪可以匹配。

中国文学放弃对农民的关注 那是不可思议的

北青艺评：您的小说里写了很多种类型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农民和女性，代表作比如《平原》和《玉米》，您在书中写到，“农民问题依然是个巨大的黑洞。”似乎我们写了很多，但依然还未深入，另外一方面，听到一种声音是似乎读者再也忍受不了写农民和农村了？

毕飞宇：我不知道今天的读者能不能忍受作家们去写农民，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就是读者，我至今爱读描写农民的小说，在今天，中国农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有土地，也有都市。我想这样说，中国文学放弃了对农民的关注，那是不可思议的。

记者：在《几次记忆深刻的写作》一文中提到《推拿》，有一段话蛮有意思的，您说“活到四十六岁，终于知道，人生最美好的滋味都在犹豫里头。”“犹豫”也是您现在的人生美学吗？

毕飞宇：我本人并不喜欢犹豫，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对犹豫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尊重。犹豫是什么？是人性的不确定性，是生活的复杂性。如果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斩钉截铁的，那我一定会说，那样的人生毫无乐趣。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用斩钉截铁这种粗暴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生活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多姿多彩起来的，我们在幸福与快乐之余多了一些伤感、一些疼痛、一些深沉，还有更多的浮想联翩。

中国作家在海外被“追捧” 外国人并不知道

记者： 在纽约书展期间，有一则消息广为流传：毕飞宇、苏童和阿乙等国内知名作家的英文图书赠书台遭遇无人问津的窘境，标题特别夸张“哪里是门可罗雀，根本是一只雀都没有。”作为当事人说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吧。

毕飞宇：我要感谢这个消息。有关现场的描写是真实的、准确的，这个消息来自纽约，我就在现场，我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场的确就是那样。

那个消息让我不舒服了没有？一点都没有。在纽约那样的地方，这能算个什么事？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作家里头，我和苏童的海外译介算好的了，历史比较长，数量也比较多。但即使是这样，我们都有一个常识，不能因为在海外出版了几本书就自以为“享誉世界”了。你可以把过去的旧报纸翻出来看，我们从来没在国内的媒体上吹过牛。为什么我要感谢那则消息？因为那个报道反过来证明了一件事，中国文学真的没有在美国受到热烈“追捧”。不吹牛就不丢人，谁吹牛谁丢人。

对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闻报道也很有意思。消息的来源大多来自当事人自己，要不就是当事人的自媒体，这就导致一个古怪的现象，一个中国作家在海外被“追捧”了，外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人却知道了。我只能说，这是中国文学创造的奇迹。

记者：中国作家作品这些年其实在国外屡获大奖，翻译也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些汉学家提出意见，比如葛浩文就批评中国文学“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

毕飞宇：葛浩文的那番话是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我就在现场，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私下讨论过。正如每个国家的建筑风格是不一样的，东西方的小说的确也不一样。事实上，德国人觉得法国的文学浮夸，法国人觉得德国的文学刻板。小说一定有它的民族性，这真的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其实，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瓶颈并不在翻译，而是出版。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自我吹嘘误导了许多人，尤其误导了媒体和读者。举一个例子吧，一本书被一个语种——英语或西班牙语——翻译出版了，其实也就是一个语种。因为世界上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国家特别多，也许有几十个，这就导致了这本书可以在许多国家销售。是说“一个语种”呢还是说“几十个国家”呢，这就取决于你的脸皮有多厚了。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学在法国或西班牙也许还好一点，美国、英国和德国真的不容易。

汉语不是一种逻辑很强的语言

它偏于感知偏于抒情

记者：我还听到过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作家的小说缺乏一种思辨能力和强大的结构能力，语言上的优点很容易被翻译遮蔽掉，您觉得呢？

毕飞宇：这个没什么，是翻译就必有流失，但是，是翻译也必有补偿。一部作品遇上怎样的翻译，这是一件听天由命的事情，我们这些写作的人大可不必太介意。在这个问题上余华是很得意的，他的语言简单，相对来说，流失就比较少。对于莫言和王安忆这样语言偏于纷繁的作家来说，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你以为我们翻译外国作家就没有流失？也有的。

中国作家的思辨能力不足，这个是有原因的。汉语本身就不是一种逻辑很强的语言，它偏于感知，偏于抒情，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不是以思辨能力见长的民族。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德国人的思辨能力强，结构能力强，但是，恕我直言，我并不十分喜爱德国的小说。我最喜欢的反而是神经质的、噼里啪啦的西班牙语文学。

记者：中国文学走出去说了很多年，如何才能真正地走出去呢？

毕飞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走出去其实已经很久了，要不然，莫言也不可能得诺奖。可是，最近的几年，因为国家加大了走出去的投入，花了很多钱，情况反而有些混乱。有一点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电影不分级，文学和通俗文学也没有显著的界限，西方却不是，他们的区分相当地严格。

和通俗文学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要想走出去，那就必须靠作家自己，好好地写，依照文学自身的流程慢慢地往前走。这个过程会比较慢，这是必须的，因为文学翻译需要大量的时间，它不可能像通俗文学那样，上半年买了版权，几个月翻译一下，下半年就出版了，通俗文学就是个故事。文学却不一样，它有语言的要求，翻译一本书的时间也许比写一本书的时间还要长。文学注定了是慢的，寂寞的。文学还是体面的，有尊严的，中国文学走出去固然重要，然而，健康地、体面地走出去更重要。如果不健康，不体面，西方的读者会误以为我们的文学原来就是那么一堆东西，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非洲的孩子只看到中国的功夫电影，他们至今都以为中国人会飞。

毕飞宇的工作就是“虚构”故事。然而，在他近三十年的虚构生涯里，时常也会非虚构——写一些散文和随笔。

最近，毕飞宇首部散文随笔集《写满字的空间》正式出版。他说：“这是我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子，散文主要靠你和生活的关系，要去感受和判断，它离作者特别近，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它会将你全部暴露出来。我比较害怕这个，所以散文在我眼里是比较可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