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爱，是明白爱你有多困难，还选择爱你。真正的成长，是知道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这是张悦然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小说《茧》腰封上的句子。看着还像以前青春文学、美女作家标签下的文字，其实从北京新书首发以来，余华、梁文道、杨庆祥、许知远、止庵等诸多作家、评论家的看法来看，她已经超越80后美女作家标签，而是“破《茧》成蝶”，正如批评家李敬泽认为的那样：“《茧》是80后共同的书，也是80后与父辈对话的书，更是80后可以向自己的孩子讲述的故事。”

日前，张悦然继北京新书首发、上海书展新书分享后，马不停蹄来深举行新书分享及签售会。记者专访了张悦然，谈她的新作品，谈她最近十年的生活，谈她的《鲤》MOOK系列，谈她在人大文学院的讲师工作，甚至还谈了“新概念作家”群体及接触电影的想法。本期专题我们聚焦一个80后、美女作家、青春文学、“新概念作家”标签下张悦然的“破《茧》成蝶”。

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并不是我文学的起点

记者：您2001年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一等奖，作为“新概念作家”的代表人物，这个奖当年和现在对您的影响如何？您怎么看这个标签群体？

张悦然：现在回头去看，新概念并不是我们真正文学事业的开始。它只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被大家看到的机会，如果你要选择写作，会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实当时我们那批人，还没有做好一生从事文学事业的准备。有些人离开，有些人留下来，是很自然的事。写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是因为个人内在的需要。外在的一时热闹，很难支持一个人坚持写作。

记者：其实有点像现在的音乐类选秀？

张悦然：那是一个很严肃的比赛。它提供了一些助力，如果我们选择从事文学事业，或许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当时，很多出版商会主动去找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想要出版他们的书。但是，即便出版了书，也不代表他们会一直写作。今天再去看，应该对当年新概念的那一群作家更宽容一些，不应该以严肃作家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每个人。他们选择离开写作领域，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有人离开了，后来又回来，都很正常。新概念未必是当时那些人文学事业的起点。

记者：那您的文学事业起点是？

张悦然：我的文学的起点是后来去新加坡读书，那时候真的就面临是否继续写作的选择，我去的时候是决定放弃文学的，而去学计算机，但是发现内心还是放不下，抑制不住渴望地在写，那个时间是我真正内心做决定的时间，和外在成名这些并没有关系的。我发现自己还是放弃不了写作，于是又重拾文学，那是我真正文学的开始。

记者：曾看过一个采访，说“新概念作家”群体的交往及近况，多数人已经放弃写作或转做其他行业，您和新概念作家群体现在交往多吗？您今天回头看当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觉得最大的意义何在？

张悦然：对抗应试教育，改变已经僵化的作文方法，这曾是新概念的目的。而它最大的意义是，找到了一批有自己独创性的人。他们在作文里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但这批人后来不一定都成为作家，他们中有些人在别的行业做得也很出色，真正还在坚持写作的只是一部分。当时那些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只是通过作文表达出来。但未必是一种写作的才华。

那一批新概念作家，今天仍在写作的并不多，但有几个这些年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有些人即便不是朋友，但都知道对方的名字，因为大家有一个相似的出处，内心还是有一种共同连接的感情。我听到过一个“70后”朋友的说法，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误解，就说“新概念破坏了一代人的审美”，可是我想说新概念就是一篇作文或者一本作文合辑而已，你们的审美也太脆弱了吧？确实，新概念的一些范文是会影响后来一些人的表达方式，但看现在在写的当年新概念作家，包括韩寒、周嘉宁、颜歌和我，其实大家都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反而不像今天出的很多作品那么雷同。

记者：上海书展，韩寒出席您的新书分享，说非常欣赏您对文学的坚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没有放弃或改行？

张悦然：我觉得还是真正热爱写作这个事情，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可能因为写作太早进入我的世界，现在我会觉得如果不写作的话，人生就没有意义。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面临过选择。到底是继续写作，还是好好学习我的计算机专业。但我很难想象自己去找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工作，然后成为一名IT界的工作者。在那个时候，我写作还没有获得成功，而又放弃了计算机，这其实是一个很冒险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要先做这个决定，得先开始写作，不能等一切都具备了再开始写作。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个热爱写作的人都应该舍弃工作，全身心写作。这个也不太对。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写作还是无法养活自己，除非你是非常畅销的作家。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去找一份工作。但是可以找一份稍微自由一点的工作，给自己留出创作的时间。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份工作，就是在大学教书。

记者：除了《萌芽》系、新概念作家标签，您身上还有80后作家、美女青春作家等标签，您怎么看这些有些粗暴甚至浅陋的标签？

张悦然：确实，我们很想把这些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撕掉，但我也不会抗拒去谈，我觉得过了那个阶段，总想去挣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心变强大了，今天这些标签并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当然，它依然会造成误解。我们不去谈这些标签，他们也不会消失。这些粗暴浅陋的标签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还没有人深入地去谈论这一代人的写作。我们并没有细致地去分析80后作家互相之间的不同，去更深入地了解和阅读，而是粗暴地贴一个标签。标签就像一个个抽屉一样，把一个个作家分别归类，这个事情其实每个作家都难以避免，但是也无须去介意。写作本身，就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独特性。相信自己的独特性不会被任何一个标签覆盖，是作家应有的自信。

记者：从您身边的作家群体来看，您认为今天80后整体创作情况如何？这种信息爆炸的浮躁时代对文学创作及阅读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张悦然：对作家创作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大家的专注力都变得很差，每个人都变得更容易放弃。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发表的机会，通过网络、微博、微信，写得好的东西并不会被埋没，只是你是否能坚持去写，不受环境的影响，在今天也许需要更大的决心。

2006-2016年是我很需要的十年真实生活

记者：在北京798新书首发式上您说，2006年出版《誓鸟》后觉得要放慢脚步，慢下来，因为关于青春的一些特别本能的、特别自我的表达都已经比较完尽地展现了，确实这也是很多评论家对青春文学及青年作家诟病和担忧的地方，您觉得作家存在生活积累不足的问题吗？这是不是一些作家后面陆续放弃写作的原因？

张悦然：存在。但我觉得不是把自己的经验写光了，我的小说从来没有源自我真实的生活体验，都是从虚构出发，都会离我的生活很远。《誓鸟》和《茧》可能都是一个容器，需要用自己的经验去填充。能够召唤到多少自己的经验，让它们进入虚构的文本，是很重要的事。《茧》就召唤到我很多童年的经验。经验确实有随着年龄成熟的部分，但怎么去开启自己童年、青春的经验和记忆更为重要。这些经验和记忆肯定不只是写一本小说。只是很多时候，经验和记忆都在内心深处沉睡着，你必须去唤醒它们。

记者：您认为作家对社会会有一种使命感吗？需要考虑读者的想法和感受吗？

张悦然：我觉得作家没有非有不可的使命感，作家要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管是完全幻想的、或贴近时代的表达，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就好了。二者并没有优劣之分。不一定是关照我们眼前现实的小说才是好的。就像刚刚分享会上，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不写《蜗居》《欢乐颂》这样的小说。我觉得他是希望作家都去关心当下的时代和社会变化。其实这个时代的作家，都不可避免要去关注这些问题。但是如何关注，怎么体现在他的写作里，这是作家的自由。读者不能要求作家按照读者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呈现现实。比如《茧》，我关注的问题，和《蜗居》《欢乐颂》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我关注的问题同样有意义。更重要的是，我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有感情。作家有权利选择写什么，不管他写什么，他都在今天的社会生活着、感受着，表达的都有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印记，如果把这种表达限制在一种维度、一种类型里面，会使文学变得越来越窄。

记者：您从《誓鸟》到《茧》之间的十年大致的生活可以描述一下吗？有没有着急新书没有写出来？

张悦然：十年中，我经常被人问，你下一本小说什么时候出，后来又被问你还写吗。我渐渐就不着急了，待在写作里面，外在的真实时间慢慢就感受不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外在的声音听得太清楚了：作为畅销的小说家，你最好每年出一本书，你最好参加各种活动，保持曝光度。但这不是我的愿望，所以我必然会偏离这个轨道。我其实非常需要休息几年，需要真实而质感的生活。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一种成名的状态，像是在一条流水线上不停运转，过的其实不是真实的生活。这对创作者来说是很要命的。脱离生活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如果我在这种真空传送带上度过过去的十年，恐怕就没法再写作了。这些年，我编杂志、教书，虽然所做的事都和写作有关，却是另外一个窗口和角度与社会接触。这种很自然、平常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滋养。

记者：就是会今天回头一看，原来已经过去十年了啊，这种感觉。

张悦然：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竟然过去已经十年了。

记者：“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您以300万元的版税收入排第23位，成为当年唯一登榜的80后女作家，是这些版税给了您接下来可以停下来的一个保证吗？

张悦然：第一，我现在不记得有这个什么作家富豪排行榜了（笑）。第二，得有多少财富才能支撑一个人十年的生活呢？很多人肯定会想在红的时候多赚一点，那时候其实刚刚起步，还没有怎么样。所以我并没有那样的底气。写作带来的收入真的也很微薄。我的底气来自于我的骄傲，我有自己的文学标准，希望能写出自己将来回头看不会有很多遗憾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的价值永远大于财富和名声带来的价值。

记者：2008年您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合作创办MOOK杂志《鲤》，定位是“newriting"，为什么想做这个MOOK？大部分写作者被称为海派作家，彼此私交不错，因此作品和风格也相对稳定（路内、周嘉宁、荞麦等），这个MOOK系列大致销量如何？

张悦然：做《鲤》的初衷，是我和我的朋友很希望做一个和传统的文学期刊不一样的文学刊物，呈现年轻人的表达和思考。我们每本书都有主题，更像一本书。受限于我们自己的趣味和审美，认可的作者是有限的，如果又不想降低文学标准的话，宁愿选择自己熟悉的作者，是为了维护某些品质。所以有些作者出现频率会高一些。

记者：看您现在有一个身份是人民大学讲师，这应该也是您近年比较大的一个身份转变，介绍下您怎么会去人民大学教书呢？目前开的课程是创意写作吗？因为教学原因会更去研究自己写作小说的技巧吗？

张悦然：我不觉得这个选择非常意外，因为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对大学有很深的情结。有一种情感的连接，使我待在那里的时候，觉得很安全，很自在。此外，我有了作家之外的另外一个身份，可以用这个身份来体验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有压力，也有收获，有悲也有喜，是非常自然真实的生活。我开设的课程包括小说鉴赏以及创意写作。它们让我把一些零碎的想法连接起来，梳理了一些平时的思考。

记者：想给学生带来什么？

张悦然：希望文学能在学生们的生命里留的时间更久一点，我知道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学会离开他们的生活，我很希望他们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文学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帮助他们对抗生活中的困难。我没有想法让学生去成为一个作家，我也从来不会帮助他们去判断有没有成为作家的潜力，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老师能够确认的事情，因为文学这条路很困难，也需要很多的机缘。我自己曾遇到过很多好的语文老师，但是我最难忘的，并不是伯乐一般把我拣选出来的那种老师，而是我的小学老师，当时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欧亨利的小说，那些对我是最初的文学启蒙。在我看来，启蒙比拣选更重要。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有才华的写作者不会被埋没。但是启蒙也许只有一次，它的意义是，使你与文学建立起一种深层的、永久的连接。

记者：就好像常说的“人文阅读是人生的底色”。

张悦然：对。

关于新小说及接下来的计划

记者：恭喜您十年磨一剑，出了新小说《茧》，我看了试读本，小说采用双声部的叙事结构，这个是受到谁的影响吗？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张悦然：双声部很常见，但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同时有一个“你”作为对话的对象，其实很难写。这种结构我并没有去借鉴其他任何人。结构和内容息息相关，想要去借一个结构套用过来，并没有那么容易。男女主人公一个作为罪犯的后代，一个作为受害者的后代，他们互相承担罪与爱，互相回忆、补充去推进情节，他们之间的一个晚上的对话，有一种共同面对与相互和解的意味。

记者：新书取名叫《茧》，和您以前很多书给人感觉不一样，是因为读者读这本小说的时候会一层一层揭开真相这个出发点么？还是有什么其他寓意？

张悦然：其实《茧》有很多层意义，我现在不愿意太早去定义它，让读者去解读。最开始取这个小说名字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很反对，他们觉得太冰冷了，而且现在不流行长题目吗？其实这个是写了不多的时候就出现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像深嵌在小说里面的一个内核，它是不可替代的，有点像一个缠住线的纺锤，如果把纺锤拿掉，线就全散了，它和内容是互相伴随出生、互相成长的。

记者：您对这个小说自己满意度高吗？

张悦然：这个小说肯定可以更好，因为写的时间久，可能节奏上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但我想我回头来看就能看到留下在写作里的痕迹和足印，看到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最终就把它们保留了下来。

记者：在北京新书首发式上，余华提到你的写作语言变得更加平凡和准确，也有读者说到您不再有那些华丽的辞藻，更关注人物的内心和人与世界的关系。您当时现场说发生这种变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能更详细介绍下吗？

张悦然：内容决定语言，这个沉重的主题要用相应的语言表达。从前在《誓鸟》里，那种飞扬的、充满修饰的华丽语言，在这个小说里显得不再合适。其实，语言的转变是个很困难的过程。很多时候写着写着，原来的语言就会自动跳出来，然后我就停下来，再作调整。但是随着不断去写，新的语言慢慢就浮现出来。到了小说结尾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把新的语言用得很顺手了。

记者：在2006-2016年这10年您除了编MOOK，还写了一些短篇，您认为短篇和长篇有什么不同？哪个更难写？

张悦然：我更喜欢长篇，写起来在过程中不用考虑结尾的方向，可以随性乱跑，在虚构的森林里，是一场冒险。很有意思。短篇不得不在写到中间的时候，就开始考虑结尾，自由度就会降低。但长篇确实是很辛苦的事，过程漫长，所遇到的困难是无法预估的。我开始写长篇的时候，非常年轻，当时真的是不畏难，反倒是后来，才渐渐意识到没有那么简单。

记者：很多年轻作家和音乐人都是成长型的，就是和他的读者（听众)一起成长，您十年后写作风格的改变可以这样理解吗？您认为自己是一个成长型作家吗？

张悦然：因为很早就开始写作，我拥有很多与我同龄的读者。我在成长，他们也在成长。二者形成某种照应，是很有趣的。但是这种成长未必总是同步的，也未必总是同一个方向的。所以有些读者会离开，也会有一些新的读者加入。

记者：在上海书展现场，您透露会向韩寒请教电影，要做导演，您的《水仙已乘鲤鱼去》会改编成电影吗？有没有什么初步的想法或计划？

张悦然：《水仙》目前在做剧本，我会参与一些工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就是用今天的视角去诠释以前的东西，也许能弥补一些小说中的遗憾。这个事情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有意思的经验，但我的成败心和压力并没那么大。

记者：很多作家不喜欢人家问她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出，准备写什么。但我还是要帮读者问，您有没有新的故事要写？

张悦然：其实我下一步作品有构思的，但现在没法谈什么，有一些是《茧》里面就有的思考，这些思考会延续到新的作品里。希望这一次可以写得快一点，但是进入写作之后，很多东西我就没法决定了。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熊奇侠）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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