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1989年出生，湖北襄阳人。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完成首部散文集，至今已出版十部作品。
　　201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如果小时候没有开始写作，蒋方舟的人生轨迹大概是这样的：上铁路子弟小学、铁路子弟中学，然后上一个本地大学，再进入城铁系统，当一名的乘务员，然后嫁给一个乘警。“因为我的小学同学，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我不写书的样子，我非常清楚我的人生。”
　　但真实的情况是，因为7岁开始写作，蒋方舟的人生调整成了“少年成名”、“少年作家”的轨迹，她出书、考上清华、23岁刚大学毕业就当上《新周刊》副主编……更重要的是，公众几乎目击着这个女孩的成长。
　　新书《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发布会上，蒋方舟长发及肩，身着红黑相间裙装，金色高跟鞋格外耀眼。蒋方舟调侃自己：五年时间，“文艺少女变成了职场小蒋”。
　　蒋方舟说小时候因为写东西的关系，在邻里之间有一些名气，很多人过来串门要看她表演写作，“他们就说你表演一个写作给我看，我就只好搬了一个小凳子，愁眉苦脸地开始写。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前两天有纪录片的导演来拍我的生活，也是让我表演写作，让我表演文思泉涌时候满脸欣喜。”蒋方舟有点困惑的是，为什么文学就变成了这么小众、看起来像“弱势群体”一样的事情？
　　我是个非典型样本
　　南都：你的序里说自己这两年感觉到写作越来越困难，是哪种困难？
　　蒋方舟：自我身份的混淆是一个困难。比如说刚有微博的时候，你看到很多新闻，自己会套入那种角色当中，中国怎么了？中国该往何处去？不自觉的。因为在《新周刊》写稿，又是一个新闻化的东西。其实主要是审美上的要求，我觉得有一种身份上的混淆，不知道该写什么和不知道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叙述，许知远式的、李承鹏式的？你看的东西很多，价值观也不断地受到冲击。还有，大家都觉得你是有代表性的，所有的命题都是对这一代怎么看，或者是你觉得80后、90后应该用什么样的词去概括，你所有面临的命题都是这样的，而你自己又作为一个所谓的具有代表性的人，要试图去总结和代表，所以就觉得这是非常吃力的一件事。
　　南都：你认可自己这种样本的意义吗？
　　蒋方舟：我觉得我是个非典型的样本。别人可能觉得我是一个80末、90初的浓缩体，我不认可这种层面上的样本，因为我不具有那么强的典型性。
　　南都：你也讲到，花了好几年时间尝试自己的各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蒋方舟：主要是放弃未来的可能性。放弃一系列不是那么切实际的理想，包括当青年代言人、青年代表、意见领袖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现在可能放弃的东西就是什么拍个电影，或者更多商业性的东西。我更多的是在做减法，但不是减现有的东西，是放弃一些你可能走的一些路。说是减法也好，自我限制也好，但现在发现自己擅长和能带来成就感的事还是挺少的，不像小时候想象的那么多。
　　南都：写作还是你目前最看重的？
　　蒋方舟：对，现在写的也没有小时候写的那么多了，但是还是最看重的。
　　南都：你比较希望自己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听说你现在是在写一部长篇。
　　蒋方舟：在写一个新长篇。其实想写的东西还是挺多的，现在更多的是觉得，还是小说会更立得住一些，我心理上和审美上觉得杂文这些是不值得花钱买的。并不是说它没有意义，而是应该放在网上看，不应该让人花钱去看。除非作家死了，出全集，可以让人花钱买。
　　南都：所以你还是更看重小说？
　　蒋方舟：对。我觉得杂文、散文归根到底还是配菜。据说现在有些作者放弃小说写作，转成非虚构写作，因为生活比想象和虚构来得更精彩。我觉得这是特别扯淡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小说是文学唯一的载体。你不能埋怨时代太好，或者太不好，没有办法提供小说题材。我不希望自己墓志铭上写的是“杂文家”、“文艺活动家”什么的，那样像一个欺名盗世的骗子。
　　害怕自己变成普通人的时期已过去
　　南都：对很多少年成名的人来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是噩梦，一般不会甘愿自己是一个平凡人。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
　　蒋方舟：我觉得那个心理阶段过去了，特别害怕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人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为实在是写东西写得太久，如果现在还因为别人对你的期待，而对自己产生过于膨胀的信心，或“我一定要证明自己”的心态，对我来说已经太疲惫了。对“伤仲永”或者“江郎才尽”这样的评价，我越来越有抵抗力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自然的心态，我小时候写得真的那么好吗？其实也不是。让做这些评论的读者再看我小时的东西，其实发现没有那么好，只是因为不愿意承认我的现在，所以把我的小时候作为一个更为光辉的对照，其实小时候也没那么好。因为我特别能理解背后的心态，所以好像对我也形不成太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危机感，我觉得不太会。
　　南都：如果说你看重的小说出来，再碰到这样的评论，也还会不在意吗？
　　蒋方舟：我觉得也不会，因为文章好不好，自己是知道的。如果自己真的写得不好，或者写作上经历特别大的挫败，确实会很沮丧；如果自己觉得好，别人说不好，我觉得作家不应该太在乎这一类的事情。
　　南都：对自己“作家”这个认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蒋方舟：其实小时候会比现在更明确一些，因为生活环境比较单纯，除了作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各种媒体人、意见领袖，那时候社会分工还没有那么细。你觉得作家就是一种工作，写作就是作家。但我其实说到这个还是会有点心虚，内心是真的觉得还没有一个能够让自己被称之为作家的作品出来。
　　其实我也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被大家所认知：更多的不是靠作品，是靠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上清华也好，毕业就业也好，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所以自己也很清楚被认知的是什么，就你自己在说“其实我是一个作家”。我自己觉得有点可笑。现在不急着去做这样一个头衔的追认了。
　　南都：工作后，你觉得自己变化大吗？
　　蒋方舟：一年多，还挺大的。我觉得职场感挺强的，对于团体更有责任心一些。原来以为自己很排斥上班这件事，但现在发现还挺喜欢上班的。
　　南都：是吗？
　　蒋方舟：对，觉得上班这件事特别有安全感———你有一个去处。因为原来也逃课，一个人自己搬出去住，宅一两天，完全不出门，特别自我厌恶，也不知道去哪儿。后来一上班就觉得，每天还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觉得天塌下来，我还可以去上班。上班之后觉得自己靠谱了很多，拖延症也好，自怨自艾所带来的那种自我厌恶就少了很多。
　　好奇作家们对现实中国的处理能力
　　南都：你现在阅读是什么状态？感觉对作家关注比较多。
　　蒋方舟：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在读的，差不多把以色列作家奥兹的都读完了。现在会研究他们的写作习惯，比如说几点开始写，写到几点。也研究他们的写作题材，因为现在越来越知道，作家就跟导演差不多，他一生能拍的、能写的东西真的很有限，可能十个就结束了。如果完全按照写作冲动的话，是行不通的，会有很多失败的尝试，对于写作计划应该有个更精确地规划。还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写法，比如作者在其中用了一段狗的视觉去叙述环境，还挺有意思的，会记下来。现在会去研究，把自己代入到写作者的角色，思考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规划的。
　　南都：你目前这个阶段写作状态怎么样？我看这本书后面你说有个阶段觉得动力不足。
　　蒋方舟：一年前、一年后，可能差别都挺大的。但是我是觉得，真正进入到写作比较常规的状态当中，前景永远是越来越开阔的。你会发现原来可以写的题材还那么多。只有你被自己的想法或者写作的外部环境所限制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能写的越来越少，并不是随着你数量变多而写作动力减少。
　　这本书后记我还写到，对于写作的意义开始怀疑。但现在反而就觉得不是，反而动力是越来越足的。因为很多人、特别是这一代的写作者已经不太去写作。比如说经历过新概念作文，80后都开始写作。但很快你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都不去干这个了，有去广告公司的，有去KTV当领班的，还有一个后来去学做寿衣。看到别人这样的状态，倒是越来越坚信自己还是应该继续写下去，写作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充分了。反而给我很大的信心，倒不是说因为竞争对手越来越少了，而是你觉得———也不能说责任感变强了，我没有办法太清楚地描述———特别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在做的事，你根本不想做，你也没兴趣。
　　南都：是目标不断确定的过程。
　　蒋方舟：对，现在我觉得几乎是最坚定的一个阶段。
　　南都：你对自己要走的路一直都是比较清楚的吗？
　　蒋方舟：我觉得还是挺清楚的，因为从小看书，接触到一个特别默认的设置，觉得除了写作之外，其他都是蝇营狗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写作）才是人间正道。这不是个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也许人生道路很容易改变，但是这种从小培养的价值观，是很难修正的。
　　南都：你读同时代作家作品多吗？
　　蒋方舟：中国作家吗？基本上著名作家出的新书都会看，小时候读得不多，但现在开始渐渐地补上，还是会看。因为你会好奇，不同作家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处理能力，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你面前就是这么一块东西，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现实，你该怎么写？竞赛很公平，能力好就写得好，能力不好就写得没那么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事，会好奇作家们对于现实中国的处理能力。
　　南都：你同时也是选手之一。
　　蒋方舟：对。所以就很好玩，会好奇，会观察。我不太喜欢那种比较讨巧的，比如写民国的。我觉得更喜欢看还是写当代的这些。

（来源：南都网/记者：李昶伟）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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