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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至6月1日，2019年京交会“故事驱动”（Story Drive）板块的展览及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三楼举办。 故事驱动（Story Drive）是以全媒体为关注点的国际性专业盛会，汇集了来自全球文学界、出版界、影视界、设计界、大众传媒界等领域的意见领袖。今次故事驱动的第二个核心主题是“跨文化讲故事”，5月31日当天，挪威畅销书作家阿澜·卢（Erlend Loe）应邀出席该环节，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阿澜·卢
1969年，阿澜·卢出生于挪威第三大城市，位于西海岸中部的特隆赫姆。这位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北欧大汉年轻时曾在精神康复中心做过勤务，也当过报社的自由撰稿人，目前为专职作家和剧作家。上世纪90年代，他步入文坛后的第二本小说《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Naive Super）便荣登挪威畅销小说榜首。这部采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小说简直就是彼时他的“自传”：在小说结尾处，作家甚至毫不避讳地在主人公收到的邮件中透露了自己的名字，借此暗示读者，以上所述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令阿澜·卢没想到的是，这部仅仅是想抒写一下青年人“成长的烦恼”的小说竟然为自己博得极大的声名，英国《泰晤士邮报》的给出的书评是“作者有像塞林格那样清淡的、漫不经心的笔触。这是一部迷人的小说”。
《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后来曾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小说的中文版译者宁蒙本名俞闻候，是位旅居挪威的上海建筑师。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结识阿澜·卢的文字还是自己初到卑尔根后学习当地语言，“这本小说的一个章节《树》被收录在挪威语教材中当做范文。”之后，他从图书馆借出作家的有声书，“阿澜·卢总是为自己的作品录制有声书，用他标志性的中部口音，既不像奥斯陆所代表的东部口音那样抑扬顿挫、曲里拐弯，也不似卑尔根领导的西部口音那样小舌乱颤、装腔作势。无论情节多么生动有趣，他的语调总是像被熨斗烫过一样，反倒让人忍俊不禁。” 《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在俞闻候的iPod中“单曲循环”多次后，他萌生了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想法，之后还翻译了作家的另一部小说《我已经结婚了，我心情还不好》（Doppler）。
作为挪威当代作家代表人物之一，阿澜·卢同前辈正襟危坐、闭门写作的做派不大一样。除了早年丰富的社会阅历，成名后他还涉猎电影短片和音乐电视制作以及舞台演出等方面。在文学领域，除了小说外他也创作了不少童书作品。《翘胡子》系列童书讲述了普通的叉车司机库特一连串的奇遇，之前曾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欧文学专家，著名翻译家石勤娥女士译介进国内。去年法兰克福书展迎来了自己的70岁生日，今年挪威更作为此次书展的主宾国。31号当天，阿澜·卢在出席“跨文化讲故事”对谈环节前，主持人不无艳羡地介绍说挪威作家非常幸福，“他们如果写了一本书，不管怎么样政府都要先认购一千本。也就是说在挪威当个作家，怎么着都能卖出一千本书。”
阿澜·卢（右）和译者俞闻候（左）
“成年人往往选择忘掉青少年时的困惑”
记者：
《我是个年轻人，我的心情不太好》很容易让人想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两者都带着青年一代的迷茫，也让而今中国的同龄人感同身受。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这么句话，“我明白所有的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阿澜·卢：
小说中的“我”设定在25岁，我本人也是在26岁时写的这本书。书里主人公的很多想法和困惑，我当时在脑子里已经过了一遍。我从来不觉得青少年是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有太多的选择，太多的机会和可能，反倒会让你无可措手。当人们年纪大了，成家立业了之后，不是迈过去，而是选择忘掉那些青少年时代的困惑，并把年轻时的经历浪漫化。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我当初思考的一个结论。我认为但凡是给出的既定答案，我都不会相信。
说到抑郁，我承认自己曾有忧郁的倾向，但还没有抑郁的体验。挪威卑尔根当地雨水丰沛，经常连绵不断，北极圈内的部分昼短夜长，其他地方的气候，天气还是比较正常的，特别是冬季下雪之后，阳光在白雪上反射光，让整个世界都显得非常明亮，在挪威，“我抑郁了”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记者：
《我》字头的两本小说句子简单，段落也简短，中译版甚至还带着诗歌般的诵读感，我很想知道你用挪威语写作也是这样吗？在你看来，挪威语写作有哪些特色？
俞闻候：
阿澜·卢先生在《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以及《我已经结婚了，我心情还不好》中的遣词造句看起来确实是比较浅显直白的，也比较简短。我在最初翻译的时候，甚至用了一些中国国内的网络流行语，但后来正式出版的中译本还是本着尽量忠于原著的原则改回去了。在我看来，他的语言风格是经历过很多变化的。
阿澜·卢：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会思考用什么样的文字形式来符合我的主题，我是在经过一番努力后把小说写得“简单”、简洁了，里面是有一些看上去很幼稚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我随随便便就可以写成这样。我的写作习惯是一气呵成，如果我不确定写下的文字令自己满意，就不会动笔。写作过程可能有点慢，但写完了基本是不做改动的。
记者：
我们都知道挪威语是一门使用人口仅有五百万左右的小语种，而且还分“新挪威语”和“书面挪威语”之别，具体的，作家先生如何看待两者的区别，以及选用哪种挪威语进行写作？
俞闻候：
阿澜·卢先生在这两本小说的写作上用的是“书面挪威语”。所谓“新挪威语”其实更接近古挪威语，就是维京人用的语言。近些年诺贝文文学奖的知名“陪跑者”就有一位挪威作家，约恩·福瑟 （Jon Fosse），他就一直采用新挪威语写作。
阿澜·卢：
我在几个星期前刚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就是采用“新挪威语”写作，故事是讲人死后下地狱跟魔鬼间的对话。新挪威语之所以形成，源于18世纪起挪威独立运动的兴起，当时一位作家收集了西部地区的一些方言，更接近原始的挪威语，并把它提升到一个国家语言的高度。其实“新挪威语”和“书面挪威语”之间非常接近，只有10~15%的词汇是完全不同的，大多数挪威人都可以轻松地在二者间切换，但它们给人的感觉的确是不同的。我个人觉得“新挪威语”非常重要，这里面有一种民族情结，而“书面挪威语”其实是更接近于丹麦语的官方语言。
“当你在书写‘天真’时，你就不再天真了”
记者：
《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英文名是“超级天真”，而“天真”也是世人对于北欧高福利社会人们的一种刻板印象，你怎么看？
阿澜·卢：
书名虽是如此，但我不认为我的小说内容很天真，这其实是一个文字游戏，而且当你在书写“天真”的时候，可以说你就不再天真了。我也不认为挪威是个很天真的国家，我们是个小国家，民族成分也单一，有足够的历史长度让我们建立一种民族信任感，这包括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人们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感可能会让我们显得有点天真，比如在挪威农村，你的汽车是不用上锁的。另外挪威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很高，如果天真对应的是无知，那挪威绝对是一个“高知”的国家。
记者：
北欧人是维京海盗的后代，为什么尚武传统在挪威，或者在挪威文学中似乎并没有被延续下来？
阿澜·卢：
我认为就文明的进程而言，全世界都大同小异，比如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也热衷征伐，但现在显然不是。虽然维京人的传说有不少听起来很野蛮，但其实在维京时代，北欧已经有了一些民主的雏形。比如每年一个固定的时段，大家都会到冰岛去议事，过去谁抢了谁家的粮食，谁杀了谁的亲戚，该怎么赔偿？赔偿过后就一笔勾销，不得再报复。他们很早就学会了不是靠拳头，而是靠协商来解决问题。
记者：
在挪威，如何定义畅销书？在当下，全球的严肃文学都在面对阅读挑战，你有何看法？
阿澜·卢：
在挪威，一本书的销量在5万到10万册，这位作家就会被定义成畅销书作家，但你要知道挪威的人口只有500万。我在挪威好像并没有感觉到严肃文学所遇到的困境，当然，类型小说比如说犯罪小说可能更畅销一些，但很多严肃文学的作家也有自己的市场，比如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近些年曾推出了自己一部长达六卷本（近四百万字）的小说《我的奋斗》。当时刚推出的时候，没人觉得这会是部畅销书，但现在它行销全球，甚至也有中译版。好的东西总会找到它的市场。
记者：
小说之外，我也注意到你童书作家的身份，近年还有相关创作吗？另外，就你所知，挪威人对中国当代作家有何了解？
阿澜·卢：
我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写童书了，但未来还有这样的计划。我有一套童书，中文译名叫《翘胡子》。我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了解还是比较少的，除了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作品，其他的作家我知之甚少，估计在挪威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也比较少。当然我有这个愿望，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下的文学面貌，所以我来了。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乙丙）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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