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就职于《生活》与《商业周刊》，也是FT中文网与《亚洲周刊》的专栏作家，他还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并担任2013年创刊的《东方历史评论》主编。已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时代的稻草人》等。
　　1：对待生活，我常常“离场”
　　傅小平：你获此次在场主义散文大奖的新著，题为《时代的稻草人》，实际上是警醒别让自己成了另一个“稻草人”。而这本书传达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你这种“抉心自食”的自我审问，这种彷徨迷惘后的反省和思考。因为眼下的思想界，仿佛是一个闹哄哄的兜售场，“思想中人”唯恐自己的声音被淹没，都会铆足了一锤定音的架势，为能在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或是维护自己的市场。你有没有因此被同道中人视为异类，或忧虑会失去一些读者？
　　许知远：我想知识分子多少都有边缘之感，正因如此，才令他保持思想的敏感性。自我追问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前提，否则你的思考毫无立足之本。此刻的中国处于一种转型期的混乱之中，大部分以知识分子名义的发声，却与知识分子无关。我曾对这种状况深感焦虑，现在却逐渐有一种淡然之感。我们都会被虚荣吸引，要学会驯服这一人性弱点，它妨碍你对更高理想的追逐。
　　傅小平：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这种省思，是因为这在根本上考验一个写作者的真诚。我们面对的时代和生活，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但读了一些国内思想随笔后，你看不到这些写作者思想转变或是灵魂挣扎的印记，他们总是试图告诉你：这实在是没什么复杂的，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很多写作者以现实利益为转移，来巧妙地转变自己的立场，他自然也无须承受那种理想主义者会遭遇的迷惘和伤痛。对此你怎么理解？
　　许知远：人与社会都不是机器，只要遵循合理的说明书，就能自行运转。常识写作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把问题简单化，把人的内在挣扎平面化。在很大程度上，我不相信那种浅薄的理性主义。至于后一种的投机分子，则没什么可争辩的。
　　傅小平：对于你，我有一个或许并不很恰当的联想：你就像是一个枕戈待旦的斗士，随时准备着起身作战。而把你迄今所有的著作搁在眼前，的确也传达出一种特别的焦虑，让人止不住有紧张感，你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于此可见一端。这也印证了你时时刻刻的“在场”。我倒是隐隐有另一种期待：期待你有中场休息，或是暂时离场的时候。不妨由此谈谈你对“在场”及“在场主义”的理解。
　　许知远：这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的生活啊。对待生活，我有一种明显的轻浮的倾向，常常离场的。正因为这种“轻浮”，我才尤其在书写中寻求紧张。当然，我不是个特别有天赋的作家，也仅仅是在这三四年开始寻求更为严肃的思考。我对“在场主义”的理解，更像是以赛亚·柏林所说的“现实感”，你必须有能力感知四周的环境，而不仅仅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
　　2：我办杂志或开书店，是自我启蒙的副产品
　　傅小平：以我自己的阅读，我会把你放到与刘瑜、熊培云等有着相近立场的青年学者的关联域中来理解。如果说刘瑜着眼的是“生活经验里的政治”，熊培云对“社会”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你的大多思考则体现了一种“对于中国的关切”。
　　许知远：这与性格与思维方式有关吧，或许我缺乏他们对现实的分析热情与能力，却对知识与思想的网络更感兴趣。尽管我强调“现实感”，却是个浪漫主义者，对于超越性的意义更感兴趣。我更希望看待世界的角度是纯个人性的、情感性的。对于缺乏宗教感触的我来说，中国这个概念具有这种超越性的特征。我记得夏志清曾讥讽中国知识分子太“感时忧国”，这可能妨碍他们的视野。但对我来说，这“感时忧国”却别有魅力，它为我这样的无根者提供某种根基，尽管这可能也是虚妄的。
　　傅小平：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眼下很多学者会在中西方历史和现实的纵横比较中，来探求中国的问题，他们借以观照中国的思想资源，大多也源于西方。然而中国的“大多数人”的观念，实际上还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这就意味着让一种观念或思想，在更广泛的群体里产生影响，还是需要激活传统的资源。我不确定你的“中国意识”里，是否包含了这一层面的思考？
　　许知远：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国传统、本土文化，它总是不断变化的。中国此刻最大的问题是多元思想的欠缺，只有在这多元思想的争辩中，人们才可能寻找到某种与此刻中国相关的共识。我的“中国意识”是自我寻找的结果，你在中国成长，不该忽略自身的经验。也只有以此为基础，你才可能理解世界其他的经验。毕竟，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观察世界的立足点。
　　傅小平：这里涉及面向大众的启蒙的问题。简言之，也是一个如何让某些思想或观念，突破小部分精英的圈子，从而普及大众的问题。当下急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民间社会团体大多衰落、解体。这就意味着，在形而上的思想观念领域，和广泛的大众生活领域间，缺少上下贯通的通道。针对此般现状，资中筠先生曾提出，启蒙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你有何思考？
　　许知远：我很少有主动启蒙他人的意识，对我来说，首要的还是自我启蒙。我的写作与行动，不管是办杂志还是开书店，或许具有某种启蒙价值，但它更是一种副产品。我一直在和朋友们试图创造出某种公共生活的平台，人们在其中可以自我发现。
　　3：我也对自己碎片化的思考感到不满
　　傅小平：尽管对“精英”一词有所保留，因为这称谓里可能隐含了道德或情感上的高姿态，但对“精英意识”，我持赞赏态度。现在很多所谓“精英”，其实欠缺“精英意识”，他们无条件地向大众文化邀宠。就精英的坚守和抗争，你在《一个游荡者的世界》里举到的泰戈尔的例子具有典范性：泰戈尔婉拒了甘地希望他拿起纺纱车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要求，他说：“我可以纺织诗句，可以纺织歌曲，但亲爱的甘地，对于你宝贵的面纱，我会弄得一团糟。”这一回答实是意味深长。
　　许知远：每个社会都需要自己的精英，他们提供这个时代的知识、道德、审美上的坐标。精英团体也必须是开放的，为此能保持其活跃性与现实感。我们的时代的“精英”一词，很大程度被权力与金钱扭曲，它与道德、知识、教养无关。我觉得自己十多年来的所有努力，都是想参与重建一个精英文化传统，尽管它看起来很不成功。
　　泰戈尔与甘地之辩，是一个社会内部的思想与行动者之辩，也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辩，它们再正常不过。缺乏任何一方，这个社会都会滑下偏执。
　　傅小平：我在为你这样的同时代思想者能如此深入思考中国感到钦佩的同时，还是不免感到遗憾，这些思考总体上看是碎片化的，缺乏比较统一的整体性视角。然而参照中国纷纭复杂的现实，任何一个面向的揭示，都可能会带来对另一面向的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伟“中国三部曲”的写作有着启示性的意义。因为他从容不迫的叙事，如多棱镜般折射出了复杂多义的中国现实。你有没有设想过，立足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截取某个历史或时代的片段，书写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
　　许知远：我也对自己的碎片化的思考感到不满，可能这与早年的媒体化写作有关，也与书籍的编辑方式有关（但若你看我的台湾版著作，感受或许会有些改变）。
　　何伟的写作也启发了我，尤其是他的观察之耐心。但是，写作中国并非只有这一种角度啊，他的方式只是美国的写作训练出的最佳例证，并非一定多么富有原创性。
　　4：历史写作首先要让读者生活在历史里
　　傅小平：在为现实感到焦虑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向国内、国外的历史寻求解答。比如，我们为眼下消费主义盛行而忧虑，有人就会宽慰说，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法国不也是物欲横流？比如，我们为工业废水、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忧心，有人也会宽慰说，伦敦不也曾经是雾都？如此足可证明，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会出现的问题，过了这个时期，自然很多事情就变好了，我们大可以对未来表示乐观。你以为呢？
　　许知远：这不是一派胡言吗？改变不会自然发生，必须有赖具体的改革实践。不管是英法还是美国，都经历过无穷的社会改良计划，才有了日后的结果。而这些批判常是改革的第一步，当问题都没有被呈现时，你怎么可能去改变它？
　　傅小平：在你看来，对历史应持何种态度？历史又应该以何种恰当的方式被激活，从而生动、有机地融入到当下时代进程之中？
　　许知远：首先，历史一定是色彩鲜明，细节丰富的，并且令人感到愉悦或是震撼。历史感和幸福感类似，都不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简单映射，而应当是内心中的一种触动和共鸣。其次，历史写作和研究一定是对于当下的从容回应和参照。历史写作应当首先帮助读者重塑当时的情景，辨别当时和现代的相同和差别，并且能让他们体会当时的潮流、感情和风貌，最后才能给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背后的分析和结论。换言之，历史写作首先是让读者生活在历史里，其次才是让我们生活在当下。
　　最后，我们应有的历史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有错误的。这不是说历史学家和编辑可以偷懒或是恣意妄为，而是说在严格的关于写作和内容的标准之下，我们依然可能会犯下关于事实的错误，或是做出经不起新材料检验的结论。但只要我们严格遵守先前设定的标准，这些错误应当被看成是前进道路上的阶梯，而不是否定作品全部价值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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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傅小平）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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