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钱穆1955年在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其讲授内容一直未编辑出版。最近，钱穆弟子叶龙将当年听课笔记整理成书，独家授权本报连载，引起多方关注。
　　钱穆授课之始开宗明义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句半个世纪前说的话，竟引得今日学者们“吐槽”：不要说60年前，即使到今天，这一问题仍未解决。而且，不止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尚待“寻求与创造”。这同时让人想起，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钱理群、陈平原等学者，也曾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从钱穆讲文学史算起，60年了；从1988年学界呼唤“重写文学史”算起，也26年了。这些年来，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究竟怎样呢？本编辑部借连载钱穆《中国文学史》引起关注之机，顺水推舟，发起“再提‘重写文学史’”讨论。
　　从本期始，《文化广场》推出《再提“重写文学史”》专栏，将陆续采访一批文学史专家学者，以访谈形式再续“重写文学史”之理想。欢迎广大读者批评和热情参与！
　　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陈平原多年以前就关注到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述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事实，并曾在其专著中加以论述。
　　钱穆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国史大纲》等一系列史学著作名扬于世，论述文学史只是其宏大的史学架构中的一个分支。钱穆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50年在香港创立新亚书院，是为现今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之一。陈平原是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在本报独家连载，陈平原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55年，钱穆断言“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1985年，尚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的陈平原即与黄子平、钱理群展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话，拉开了重写文学史的序幕。今天再提重写文学史，陈平原感慨系之，他对记者表示，更珍惜当年那些论述背后的情怀。他认为，“文学史”永远都在重写，钱穆先生所言“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正是学问“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他还认为，“文学史”应该是个性化的，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何为理想的《中国文学史》
　　《文化广场》：钱穆先生1955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最近由其弟子叶龙将笔记整理成书，独家授权本报连载并准备出版。新亚书院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作为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陈平原：3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其中第四章第七节“史家之‘诗心’”，专门讨论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述中国文学史课程。“钱穆作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1963年香港的人生出版社刊行薄薄一册《中国文学讲演集》，收文十六篇；后增加十四篇，扩充为《中国文学论丛》，由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刊行(1983)。钱穆的这两册‘文学论’，大部分是演讲稿，照作者说的，‘没有一贯的计划和结构’，且因‘听众对象不同，记录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但观察‘自序’中的表白，作者对自家讲授文学课程以及撰写相关论文，相当自信……实际上，若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的《读〈诗经〉》、《〈西周书〉文体辨》，卷二的《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至战国》，卷三的《读〈文选〉》、卷四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等考虑进来，钱穆关于‘中国文章’，确有不少独到的体会。”但有一点必须提醒，著述与讲稿体例不同，论述策略不一样，经本人修订的记录稿与未经本人审定的听课笔记，更是有很大的差异。
　　《文化广场》：钱穆讲《中国文学史》时开宗明义：“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有学者指出，时过60年，情况还是如此。您如何理解“理想的《中国文学史》”？
　　陈平原：就看你怎么定义“理想的”。若追求“定论”，确实没有出现；若只讲“很可看”，则“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这里借用的是鲁迅的思路。在回答什么是好的文学史的提问时，鲁迅推荐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著作：“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GBrandes(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十二卷30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至于涉及中国文学史，鲁迅有时极力褒扬刘师培的著作，有时则断言“中国文学史没有好的”。前贤虽有过很好的著述，但“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却有待我辈努力——所谓“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并非目空一切，也不保证后来者一定比前人更高明，但这是学问“生生不息”的原动力。钱穆这么看，今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史
　　《文化广场》：1985年，您和黄子平、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1988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提出“重写文学史”，京沪学界前呼后应，几乎形成一场文学或文化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与您的预期和想象是否存在差异？
　　陈平原：“文学史”永远都在重写，只是变化的尺度有大小，且被接受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在北大讲过多轮“中国文学研究百年”选修课，深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知识生产，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史书写，因此，对我们30年前的学术主张不会有太高的期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目前既被广泛接受，也受到了很多深刻的质疑。面对这些褒贬，我都没有回应，因那只是一个历史足迹，我更珍惜的是那些论述背后的情怀。
　　《文化广场》：当年北大一批学人倡议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但只有您写出第一卷，此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改名《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再版。请您谈谈写作此书的背景，其后续情况如何？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年出版，第二卷到现在还没影子。北大出版社原本对这套书寄予很大希望，因为，第一卷陈平原，第二卷严家炎，第三卷吴福辉，第四卷钱理群，第五卷洪子诚，第六卷黄子平，除了我刚出道，应该说都是一时之选。可最后出版社顶不住了，2005年，将已刊行16年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单独重印。不过说好，什么时候第二三四五六卷出版，这书马上归队。为什么会这样拖沓？主要是主编严家炎先生特别严谨的学术态度决定的。当初虽多次讨论，但第一卷是由着我的性子写，出版后严先生才发现，若按他自己的趣味及写作计划，这第二卷跟第一卷的风格差别很大了。改变自己的风格，不可能；不改，不合适；放弃，不愿意。只好这么拖着，说是想想办法；可这一想，就是20多年了。本来很简单的，各写各的，每卷作者自己负责，合起来，不就行了吗？可严先生说，不，作为一套书，要有“整体感”。这可就惨了，这6个人恰好都是很有学术个性的，怎么可能捏在一起？于是，严先生不催，我们就各干各的活去了(参见《为何“严”上还要加“严”》，收入《花开叶落中文系》，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这也提醒我们，主持重大科研项目时，如何兼及整套书的主体风格与每位学者的独立性，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对于成熟的学者来说，合作编书可以，合作撰史很难——除非写成连续性著作。
　　《文化广场》：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上世纪初。从技术层面上说，这门学科现在是否已经成熟？比如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问题，比如晚清文学与新文学的对接问题，诸如此类。
　　陈平原：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体会其中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个体学者与时代氛围的关系；众多努力中，尤其注重从“教育”角度切入。像你所说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贯通，诸如此类的困难，与其说限于学者的个人才华，不如说是学术体制决定的。我曾撰写《中国散文小说史》(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时名为《散文小说志》，2004年起改现名)，出版了，评价也不错，可无法推广。因为论述对象跨时代(古代、现代)，且跨文类(散文、小说)，大学里没有这样的必修课。一句话，你若想写成通用教材，就只能遵循教育部的学科设置；若不考虑课题或评奖，则可以海阔天空。
　　文学史应该是个性化的
　　《文化广场》：100多年来，文学史的命运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学发展而波动起伏，这期间，你曾总结有四代学者，可能很快有第五代出现了。对他们的总体成就您如何评价？
　　陈平原：你引的是我的《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初刊《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4期，收入《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此文写于18年前，其中假定学者的“临界年龄”是50岁：“这并非认定年过半百的学者便不再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而是说，当上一代学者的主力超过50岁时，新一代学者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才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成长并主要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四代学者，现在都早已过了50岁。在这个意义上，第五代学者已经成型，且有很好的发挥。问题在于，“学术史上的‘代’的更迭，并不仅仅是换了一批新面孔，而很可能是意味着学术思路及研究模式的转移。”这方面，第五代学者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总的判断是：因外在环境的变化，第五代学者的学术热情及精神氛围不及第四代，但学术训练更好，表演的舞台也更大。
　　《文化广场》：您说过，文学史只是一根拐杖，是登入文学殿堂的辅助之物。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史就应该是个性化的，每一个讲授文学史的教师，都应该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即使不撰述出版，也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陈平原：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课程为中心。因为，一旦引入学校、课程及课堂，所谓“文学史”，很容易就变成了长时段、系统性、四平八稳的教科书。传统中国的文学教育以文本阅读为中心，现代则转为顶礼膜拜教科书。对比传统中国文人，现代读书人的视野更为广阔，但大都是虚假的博学，知道很多，但体会很浅。就像朱熹嘲笑时人读书不细，读了好像没读，没读又好像读过。
　　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个问题更严重。因检索极为方便，记忆不太重要；所谓文学教育，当以阅读、品鉴、分析、阐发为关键。12年前，我撰写短文《“文学”如何“教育”》(初刊《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收入《假如没有文学史……》)，称：“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这个状态目前看来不太理想，必须加以调整。我之所以出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目的是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这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具体到文学史的讲授及著述，我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的“自作主张”。在我看来，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来源：深圳商报/作者：夏和顺）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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