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能够构造一个世界让你长时间住进里面，要和它相处，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有现实的生活，也有小说里面的生活，对你内在的改变就会变得比较强。
　　当董启章产生要写一本《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小说的念头时，他想起了阿爷遗物里的两块白灰质贝壳化石，一支灯泡模样的真空二极管，还有那本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版的《天工开物》。他相信自己与这本奇书的缘分并不是偶然，因为这是阿爷保留下来的惟一一本书。只是小说还没动笔，书已经找不到了。
　　一年后，董启章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书后，他也阐述了自己对这本中国古代科学著作的理解：“所谓‘天工’和‘开物’之间其实不仅互相协调补足，还存在着一种延伸性的关系。自然和人也能以工巧创造神奇的说法，却更有利地展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世界观。这是《天工开物》至为迷人的想象模式。”
　　他以此发现了《天工开物》和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之间的潜在关系。“我需要的是比魔术更有透彻力和更具深层意义的借鉴模式，才能把粗糙的戏法变成神奇的力量，把形式和技法变成对真实生活产生反馈作用的操作。这种东西，我在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里找到了。”
　　一个关于“自然史三部曲”的构想也渐渐在他脑子里形成，这就有了后来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物种源始·贝贝重生》。这些宏大标题下面，始终都有香港这座城市。经验来自这里，想象也从这里生发。因为作品富于幻想和哲思特质，董启章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前辈西西成为同一类作家，他们从大量阅读中汲取养分，但香港又是他们作品里无处不在的故乡。
　　董启章生于1960年代，他的文学之路没有太多波折，也不像同时代内地作家那样备受关注。他念男校，接着在香港大学念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真正开始接触文学。读硕士后，他在报纸上频繁发表小说，也拿过香港和台湾不少文学奖项。从文学青年到职业作家，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他渐渐走上了一条对香港这座城市来说略为尴尬的路。“奇迹是，在如此恶劣的写作条件下，香港文学还是出现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作家，还是有人能像违反地心引力一样，在文学的世界里腾空和飞升。”董启章在《给后代一个有文学的未来》里写道。
　　作为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董启章参加了各种活动。他穿西装，戴一顶黑色礼帽，安静、拘谨里显出几分绅士，“我把读者当成能够跟我谈话的人。”与之前4位年度作家(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相比，这位目前为止最年轻的年度作家还要继续他的另一个使命，借着自己的影响不遗余力地向政府倡议建立香港文学馆。
　　城市中人为的自然里，有乡土的感觉
　　人物周刊：作为香港作家，香港本土经验里面哪部分对你比较重要？
　　董启章：我觉得所谓香港本土经验里有趣的部分是——其实没有乡土，但我们把这个城市当为我们的“乡”，所以是“城市乡土”这种感觉。不单单我，从前作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你看西西写《我城》的时候，就像人家写乡土文学，把香港作为自己的家乡去写。我们在这里成长，这个经验都是城市的经验。城市里面再小一点就是社区，有街道、楼房，也有生活里面物件的关系，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是人为的东西。我们用的东西，都是人做出来的。街道、城市，都是人为的。如果香港有这种本土感觉的话，人跟这些人为的东西是很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人为的自然。在这种人为的自然里面有这种乡土的感觉。
　　人物周刊：那是不是意味着跟现代的、摩登的生活更贴近？
　　董启章：那应该是现代初期，不是现代后期。现代初期就是虽然很多东西也是人发明和制造出来的，但人跟这些东西还是保持着比较长时间的、亲密的关系。以前我们用的东西不会这么快丢掉，也不会这么快坏掉，会跟在我们身边很长一段时间。人跟物件的关系比较近，跟机器的关系都可以很近。现在我们的想象里面会觉得机器是非人化的，但早期的机器还没有到非人化的状态，像我爸爸做机械工作，他对他的机器是非常有感情的。
　　现代后期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有点变化了，像我们用手机、电子产品——应该说“电子化”以后，人跟物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电子化”以前，纵使是机器也会给我们非常深的联系，但“电子化”之后，有些东西没有实体了，或者实体很快就要换，换成新的，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人跟物件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里面提到少年时代出现的东西，比如说卡带、收音机等等，好像你对物件都有很深的感情。
　　董启章：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会跟很多物件的关系比较密，会长时间用某一些东西，记忆非常深，跟我这段时间的经验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好像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东西，而是我生活记忆里的一部分。不过我又不是把很多东西都收藏起来、很多物件就在身边的那种人，不是狭义的收藏。
　　另外，对物件的名字，我应该是比较敏感，可能这个就是物件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一本辞典，有图解的，中英对照。为什么对这个辞典这么着迷？不单是词语本身，而是词语分类，里面的架构——这个城市地图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场景、店铺、机构。每一页就谈一个特定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是卖面包的，很多种面包，或者是卖帽子的，不同的帽子。这些东西本身是物件，有很多我没见过的，然后出现了这些物件的图像和名字，中英对照很有趣。原来同一物件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叫它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照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从怎么去命名物件，用语言怎么去说，这就跨进了文学的层面。
　　人物周刊：介于现实和虚幻之间，人的想象力可以创造出一些东西？
　　董启章：可以这样说，是真假或者现实跟虚构之间互动的关系。两方面一定是互动的，或者互为表里，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所谓真实，就是我们遇到的经历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我们没有办法如它本身状态去把握，永远不可能，发生过的一件事就过去了，怎么去如实把握它，把它留下来是没可能的。曾经真的东西会过去，写小说一定是虚构的。把昨天的事写进来的时候也不可能原原本本一模一样写，一定是加了我的观点或者是形容的方法，这些都是虚构的，都不是本来的真。然而，这些虚构的东西变成另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实在，以文字和书的形式出现，有人去读它。读这个作品的文字或者读书的经验又变成了其他人真实的一部分，永远是这样，互动下去。
　　人物周刊：你大学时研究过普鲁斯特，而你的小说也常常穿梭于虚实，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
　　董启章：我自己很受普鲁斯特影响，但我跟他又很不同。他很内在，写人的意识状态，我比较少从这样的层面去写。普鲁斯特小说里面谈到很多其他范畴的东西，比如音乐、视觉艺术、歌剧、哲学，他的提法就是作为内容的一部分或者是美学观的一种表达。但我把其他非文学的东西写进小说里面，是作为一个出发点或者架构，普鲁斯特没有这样做。
　　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作者把自己的经验变成虚构的故事，也有蛮相似的地方。这方面是一边写小说一边发展出来的，不是先有了一些看法然后才去写。可能写的时候还不清楚是怎么看的，然后一边写一边出现对于不同事物的看法。写完一本小说以后也不能说已经想得非常清楚，已经有一套看法。基本上不能跟小说分开谈跟我类似的哲学观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是哲学家，但是我如果表现出一些对于世界的看法，主要是从小说里面，每一部小说都是继续探索的过程。
　　长篇小说不合时宜，但无法取代
　　人物周刊：你刚才讲到想象力，香港给人感觉就是摩登都会，和想象力这个词好像不那么近，怎么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探索想象力的部分？
　　董启章：有时候，一个环境里面，不一定会出现跟这个环境同质的东西，反而会出现相反的东西。大家觉得香港是一个很物质化、现实的城市，没有想象力，可能是真的。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尤其对艺术家、作家来说，往往会出现一些反弹。我生活在这个地方，真的没有这些东西，但我们从阅读、从其他地方发现，原来有文学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去回应非常没有想象力的现实世界。
　　香港也有写作方法不同的作家。我和西西比较相似，很多从阅读里面来，但不能说没有经验的成分。另外一些作家，可能像黄碧云这样，也看了很多书，但你可以看到她的书里面很多事直接从生活经验来，也有写作跟生活非常紧密的这种作家。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你要写的是边缘的香港，怎么理解？
　　董启章：我写的小说有人会觉得事实上这些人物不太香港，不是非常典型的香港人，或者香港青年大部分不是这样子的。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可以做的。我写的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的可能性。所以我会写一个可能的人，而不是一个已经存在或者是大家觉得很有代表性的人。相反，如果我写的人物有代表性的话，只能说明他们身上有新的可能性，被我直接写到作品里去。所以我经常用一个跟主流或者跟大家觉得代表性的东西相反的东西。
　　当然，可能性或者所谓的相反一定可以看到中心或主流是怎样的，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不典型的人也不一定完全不存在，我写的一些人物都是在生活里遇到的真实的人。至少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空想出来的，是有真实看到的例子。一部分有我自己的成长或者一些性格、想法在里面；一部分就是我真的遇到，在经验里面认识一些不是那么主流的人，有真实的成分，一定也有想象或经过思考构造出来的地方。
　　人物周刊：成长过程中，你有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董启章：我觉得喜欢文学已经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小时候身边没什么人会喜欢文学，我念男校，也算是名校，到了中四的时候要选文理科，当时——可能现在都是这样，所有的男生都选理科，因为理科比较有用，文科没用、没出路，所以我们学校成绩最好的都是理科，最差的都是文科。我喜欢文学、历史，我就选文科。我成绩蛮不错的，念理科都可以，但我反潮流，大家都去做的事情我不会去做。父母很开放的，他们觉得选理科比较好，但也没有干预我的选择。
　　进入文科班，这些同学成绩都很差，在全年级都是最差的，不念书，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被遗弃在那边，没能力去念更好的，有一点自暴自弃。我的状态他们就不会太明白，不过我跟他们相处得很好，尽管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不同的一类人，我喜欢的东西他们一定不喜欢，也不太了解。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充满幻想和哲思，那么你跟你小说中的人物是什么关系？
　　董启章：所有人物有一部分就是我自己，这是肯定的。除了想象的成分，很多人物都有现实里的模型、形象，有一些可能我认识得比较深，有一些可能就是见过或者仅是短短谈话过，但我都把这些形象保留下来。对我来说，写一个人物，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找不到一个形象，这个人物就很难写下去。有了这个形象，他的性格、其他东西就会慢慢出来，然后就会变得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人，跟我之间也就有了好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外貌是特别重要的，你不能想象一个人是模糊的，没有样子的，所以一定有一个外貌、姿态、说话的声调和方式，然后才逐渐有性格、行为。栩栩(《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女主人公)是一个比较脱离现实的人物。她的虚构性很大，也没有具体的形态，我写的时候刻意把她写得不属于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形态，但这个理想的形态注定不可以在现实里面好好生存。所以栩栩存在于想象里，如果她跑到现实里面去，就没有办法和现实对应。
　　人物周刊：你的长篇小说篇幅都很大，创作耗时也不短，但现在大家坐在地铁里看着手机就能读一个小故事了，长篇小说还能吸引人吗？
　　董启章：事实上，长篇小说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东西，因为它要求的时间比较长，这是很根本的，还要有想象力去代入。我觉得长篇小说是不是也要寻找与一些新的形式、不同的方法，不能说适应这个时代，因为你尝试去适应这个时代就代表你放弃了一些东西。可能长篇小说不会是一种主流，但它会作为一种少数、另类的写作形态继续下去。它可以或者是无可避免地与主流不同，作为对照反方的状态存在下去。
　　长篇小说能够构造一个世界让你长时间住进里面。短篇你很快就读完，你心想着里面精巧的地方，但是很快就出来，很少有短篇经历很长时间还强烈地影响我们的生活。长篇因为很长，你要读它，要和它相处，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有现实的生活，也有小说里面的生活，对你内在的改变就会变得比较强，所以我觉得长篇没有其他形式能替代，你长时间留在小说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改变内在的机会。
　　人物周刊：你觉得碎片化时代会给写作者带来什么影响？
　　董启章：我其实没有特别留意网上新形态的写作，不过我觉得，除了你刚才说的碎片化、精短，写作跟载体的本质是差不多的。电子产品本身就是不长久的，很快就要换成新的，把过去的东西忘掉的那种状态。它里面的文字，本质也是一样的，来得很快，可能很短时间就有很大影响或者被广泛传播，但很快就不见了，就被其他东西取代。我是担心的，因为我们理解的文学是一种流传，立足于一代一代对作品的阅读，作品的意义不单是作者写在里面的东西，还有一代一代人去读这个作品形成的理解。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邢人俨）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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