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文学该不该进课堂？创作能不能被讲授？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一度引发争执，人们在热议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在反复追问中国的文学教育该何去何从。其实，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恰如其分的“文学教育”，分歧只不过在于“文学”的定义，谁来教文学，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文学教育方式。我们邀请陈平原教授来讲解“文学”如何“教育”，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策略。
　　壹：中文系的目标 不是培养作家 而是培养学者
　　陈平原：各位朋友，晚上好。闲话少说，我们马上进入主题。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文学如何教育”，主要围绕文学课堂。其实前面有一个文学的概念，文学的学科，再进入文学课堂。
　　这个是白鹿洞书院，这是北大的红楼宿舍，这是西南联大的老照片，从这个地方进来来找我们论述的话题。
　　文学门槛很低 但不可否认它堂奥极深
　　文学这个东西门槛很低很低，但是我以为它堂奥极深，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两个故事。三十年前我从广州到北大念书，每回坐火车需要大概36个小时，火车上总是会有人跟你聊天。于是我特别担心人家跟我聊天，因为我不太会说假话。人家问我做什么的、学什么的，我跟他说学文学。这下子乱套了，所有人都跟你聊天。每个人都读过文学，告诉你昨天晚上在火车上买了一本杂志，前天晚上看了电视，你怎么看，诸如此类。这一类的问题问得你不胜其烦的时候，后来我学会一招，人家再问我“你学什么”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是天体物理，以后人家就不跟我交流了。后来发现最近几年天体物理也开始很多人关心，我觉得应该说核物理，这样的话大家不会再跟你讨论。
　　第二个也是个小故事，大概二十年前北大决定请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来北大当客座教授，在我们临湖轩组织了一个很小的座谈会，10个学者跟他对话，只有我一个是中文系的，其他的是物理、化学、无线电的等等，每个人说起来都特别慷慨激昂。我特别记得已经去世的王选先生，他是做汉字激光照排做得了不起的一个学者。他很激动地跟他说，他每个星期都要回上海，交流问题，研究问题，一路上全靠金庸的小说解乏。另外一个教授更离谱，说他胃不好，每次胃疼拿起小说就不疼了。还有一个教授更离谱，他觉得《红楼梦》读不下去，但是金庸的小说实在太棒了，比《红楼梦》好多了。只有我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因为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不懂文学，所以当每一个人在学校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讨论到物理的时候物理系的老师们发言算数，讨论到化学的时候化学系老师说话算数，只有讨论到文学的时候每个老师都能插嘴。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专业，但我不否认它同时又是一个堂奥极深的专业。
　　本来今天我要谈的关于物质文化的文学，关于精神生活、关于个人修养、关于学科领域的，最后会落实到做一种大学课堂的文学。下面我基本上按照这个顺序来讲一个比较专业性的问题，就是大学课堂里面的文学应该如何教。
　　传统中国文学 没有作为一个专业进入教育体系
　　其实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教育，分歧在于地方？第一什么叫文学，第二什么叫教育，第三文学如何教育。
　　读中国书的人都明白，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是“不学《诗》，无以言”跟今天中文系外文系的文学理论、文学史不是一回事。它的教学宗旨、论述对象、培训目标都不一样。那一种诗就是说本身是文学，是道德，是伦理，也是政治。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的诗教，源远流长的诗教跟今天的文学教育关系不是很大，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
　　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教育史来看，我查了大半天只有在东汉末年很短时间有一个鸿都门学，在南朝宋文帝的时候有一个四馆，只有很短的时间有过专门的文学教育。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学问，但是没有把文学作为一个专业来阅读和训练的。诸位看一下除了科举考试之外各种各样的，比如国子学、各种官学之外，我们在传统中国教育里面可以看到各种专业的知识和培训。比如说律学、书学、化学、算学、医学，这都可以教，唯独文学没有人教。换句话说，传统中国的文学没有作为一个专业进入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这么说不等于文学部重要，而是所有的人只要读书识字就跟文学打交道，所以文学没必要作为一个专业来经营。
　　而另外一方面，确实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它兼及修养、技能、经验、情怀，因此有它的特殊性。不一定上大学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一定不上大学就学不好。诸位明白如果是自然科学的，比如说很专业的核子物理，你要自学是不行的。但是文学自学是可以的，我们不敢说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的文学修养就一定比中文系、外文系的学生更差，不能这么说。
　　李白杜甫毕业于何处？ 历史没有记载！
　　说到专业，并不是所有学文学的人，或者说文学上有突出贡献的人都是作为一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开句玩笑，李白、杜甫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他们上过什么学校，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我们知道肯定受到教育，但是不是哪一个书院、学堂按照今天的语言来培养他们。近现代更是如此，诸位今天可能熟悉的沈从文，沈从文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小学毕业。1923年，不当兵了，跑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大学旁听。那个旁听很难说对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多大的意义，关键是他在北京认识了当时京派的一批作家，比如郁达夫、徐志摩、林徽因等人，这个过程中他的阅历、感觉，还有他的表达受到这些作家们的欣赏，然后开始走上了文坛，尝试来写作。
　　另外那些比如正儿八经留学的，比如鲁迅、郭沫若。鲁迅学的是医，在仙台医专成绩不错，但是后来弃医从文。另外一个九州大学学医的郭沫若，成绩也不错，最后不做。人家说鲁迅是医学不下去，那是不对的，鲁迅的成绩不错。郭沫若学不下去，那是因为他耳朵的问题。一开始学得不错，可是到了拿起听诊器的时候，发现他小时候得过中耳炎，所以听诊器不能用，只能放弃医学，从事文学、历史学等等的研究。
　　当然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文学还是有意义的，教育是有用的，比如说诗人冯至是北大学德语的，小说家汪曾祺是西南联大时期学文学的，他们学文学，他们日后也在讲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早年的学术训练有关系。可是没有读文学的同样可以做出有成绩，如果天分好、如果机遇好，不读照样能够写出好小说。我只能反过来这么说，学校里面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们的厚积薄发有一点作用，但我不能保证他一定通过这个训练能够成为著名作家。这就说到一个问题，那文学教育是做什么的，文学教育这个职业或者说文学这个学科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以及在建立过程中的利弊得失，有兴趣的看我的专业著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从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到知识积累的文学史
　　我想说一点，如果说晚清以前和晚清以后的文学教育有什么不同的话，最大的特点是我们已经从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化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所谓技能训练意思是说晚清以前我们学文学，学完唐诗希望你写唐诗一样的诗，学完古文，希望你写古文一样的文章，是一种技能训练。而晚清以后今天的大学中文系，没有说学完元曲就写元曲，学完唐诗就写唐诗。对于我们来说唐诗、宋词、元曲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技能。
　　从很明确的时间1903年，我们开始用文学史作为整个文学教育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史逐渐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来表达一个民族意识，凝聚一个民族精神，甚至吸取异文化，希望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把主要目标放在技能训练这方面。
　　换句话来说，从1903年开始，我们就没有指望学文学的人出来以后一定会写小说、写诗、写文。换句话来说，大学里面的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已经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很好，没有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办的不是作家班。我们能做的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校园里面各种层次的文学，比如说课程、科系、社团，你就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从五十年代开始不断地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五十年代起原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新生入学第一课必定跟他们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所以很多人进来以后特受打击，进来的就想当作家，你说我不培养作家。后来的很多回忆都提到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这句话到底该怎么解读？
　　我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当时的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也说过这句话，就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培养作家的意思是什么？我给他做解读，第一，我刚才所说的其实作家不一定大学里面培养得出来，好作家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哈佛大学旁边书店卖美国文学著名小说家的，遗留下来要不没上过大学，要不没念完，真的念完往往不是中文系、英文系，换句话来说每个国家都一样，作家不一定是中文系或外文系培养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其实中文系八十年代到现在为止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大概是80到90人，这80人到90人里面将来最后能够成为作家的，以创作为业的我想不超过5个人，每一届5-10个。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写诗、写文，将来他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课程设置完全按照作家培养的思路来进行。
　　我们有文学理论、文学史，我们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语言学，还有古文献等等，这么多专业人才需要培养，所以作家能出来更好，不能出来问题也不大。我们只能说，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必须有文学鉴赏的能力和热爱文学的风气，这样就行了。我说的是培养有志趣、有修养，但是不一定创作的人才。
　　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指代学校或者是教育
　　前面我说文学，请问你这里说的是什么文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仅是中国，西方也是这样，文学这个概念不断在演变。你查《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对Literature的介绍，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对作品的总称。我们今天所说的抒情、叙事，或者是想象力等等不一定的，在18世纪以前的西方，或者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说文学不一定是这样的。今天所说的诗、散文、小说，今天所说的民族文学、国家的文学、时代的文学跟那个概念本身是有差异的。换句话来说，今天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学，其实是因为19世纪末我们把Literature介绍到中国以后才重新组合起来的一个概念。假如不是这样的话，请你察看《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说文学这个词的时候，它征引的范围从孔子到鲁迅有十种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孔门四科之一，比如说儒家学说，还有文章经籍，还有儒生、学堂、文才等等，总共有十种不同的概念指向文学那两个字。
　　我关心的一个事情，文学也可以是学校，给读书人生活的地方。而《汉语大词典》用的材料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那里面的一句话。南岸道东，有文学。有文学指的是有学校。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早的材料可以用。第一，《汉语大词典》列的比郦道元更早的是曹操的《修学令》。公元203年，也就是建安八年，曹操下《修学令》，内容是“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还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里所说的各修文学，就是办学堂，设校官，选才俊，认真培育，使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可以得到改良，先王之道可以不废。这里所说的文学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学校，或者说教育。
　　你可以说曹操为什么这么说，很多教育学家说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当然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问题，确实曹操对文教是有兴趣的，包括他本人的文学才华。今天我们留下来的不管是宋代，比如说今天在河南的崇阳书院，或者今天在江西的鹅湖书院等等，诸如此类传统中国的教育本身它可以是文学，也可以跟文学毫无关系。但有一点它不把文学作为专业。
　　晚清后 “文学”从Education渐变到Literature
　　我想说的是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晚清，今天我们读晚清材料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很多说文学那两个字其实做的不是文学。我用的是跟北京大学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材料，1895、1986年起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就给总理各国司务衙门写信，说中国应该办大学，在北京应该办一个大学堂或者叫大学校。而上这个奏折的是当时在华传教士的一个组织，叫文学会。狄考文代表文学会给上面上书说，我希望在中国办大学，需要教什么课程，列了一大批，唯独没有词章之学。你会发现很奇怪，文学会提议办大学但是不列词章之学。而文学会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呢？传教士林乐知加了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文学会的目的是专门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你听起来很高兴，以为是跟文学有关系，没有的。他们所说的文学并不是Literature，而是education，是教育。而这个说法的话可以从几条不同的材料来论证。
　　此前林乐知，我说的那个美国传教士帮助翻译了日本外交官森有礼编的《文学兴国策》，《文学兴国策》在晚清影响很大。那本书是梁启超等人理解西方教育制度，而且创建新的学制的重要样板。因为晚清的中国人到底什么叫西方大学，康有为、梁启超都没有留过学，五都不知道，就靠传教士的翻译来理解。
　　本书《文学兴国策》的第一篇是耶鲁大学的校长Woolsey写的一篇长篇文章，论述文学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是有意益富过、有益于商务，有益于农务、制造、伦理、德行、法律、国政，文学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其实他所说的文学照样不是我们所说的Literature，他说的是学校和教育。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把文学的概念逐渐理解为今天的Literature的概念，晚清在逐渐演变。
　　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王韬希望按照西方的学科制度来选拔人才，摆脱科举试的方式。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整个学问应该分为两类，一类叫文学，一类叫艺学。文学包括经、史、掌故、词章四科。艺学包括舆图、格致、天算、律例，大体上文学等于今天的人文学，而艺学等于今天的理工，是这样的理解。另外一个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说得更有趣，他说文学应该分为六科，武学分为两科。换句话来说在郑观应心目中所有的学问分为两类，一类叫文学，一类叫武学。部队的、战争的这一类叫文学，其他的都叫文学，那就是人文社科、理工都叫文学。狭义的文学和广义的文学他在里面没有做区分，但是文学这个概念依旧没有独立。
　　京师大学堂 创建五年后提出不得舍弃中国文词
　　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1901年。1901年蔡元培写了一本教科书叫《学堂教科论》，一个下册子。对照当时他接受的西方思想学说和教育体制，希望把整个学堂的知识分为十个不同的科目，其中有一科叫文学。这个文学科目包含什么？包含音乐、诗歌、骈文、图画、书法、小说这五个分支。从美术、美学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学，这个已经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跟今天的文学不太一样，已经相对来说把这个范围缩小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北京大学1898年建立的时候，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文学没有完全独立出来，文学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1898年决定建京师大学堂的时候，总的思路独尊泰西各种实学。这里的实学大体上等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或者说理工应用这一类的学问。而对人文这一块的话，当时的总理各国衙门准备建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中国有，所以不着急，没有放进来。大家明白1898年建京师大学堂，1900年义和团烧了。真正的北京大学比较成规模的，各种档案比较齐全的是1902年，1902年张百熙奉命复办因为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的时候，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的章程，那个章程第一次把词章列为大学堂重要的科目，那个时候词章是大学堂必须学习的科目。换句话来说，把西方的大学制度COPY到中国以后会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西方大学都有文学院，因此中国也需要这样的课程。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年起，当时晚清的重臣张之洞奉命参加学堂章程的修订，他说了一句话，以后我们所有的读书人都要学外语的。但是其中有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语言、文字、词章会逐渐被遗忘了，那是不对的，因此他在整个所有的思路里面，在上给朝廷的奏折里面说了一句话，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词，向西方学习但是不得放弃中国文词，这个思路1903年起我们确立了。以后中国的文学逐渐进入我们的大学的课堂，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
　　贰：一百年间 中国人如何学文学 如何教文学
　　我想说这个大致的过程就是这样，1903年起我们的课程比较完善了，我们的大学不管是哪个大学开始把文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课程来经营了。有些人专门是学习语言文学的，这个思路都已经确立了。我想说的是此后这一百年中国人如何学文学，如何教文学。
　　声音飘逝 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就消失在历史深处
　　所有谈到教学或者是文学教育的时候，往往注重的几个问题，比如说课程设计，比如说专业著述，但是很少人考虑到课堂。为什么呢？专业设置或者是专业著作本身留下的文字有答案可以查。所以做学术史的人、教育史的人都可以根据这个来了解。这一百多年走过来的路只有课堂，课堂老师们的声音随风飘逝，文字留下来了，声音漂逝了，因此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就消失在历史深处。
　　这导致我们今天谈二十年代、五十年代某某教授特别了不起，学问很大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谈的都是他的著作，不是他的课堂。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教授留在历史上的印记基本上是文字，声音丢了。可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学生来说，他们曾经直接面对的，而且日后追怀不已的不是章程、不是课程表，甚至不是著作，而是曾经在课堂上生龙活虎活跃着的教授们。我想说的是用各种材料复原帮助大家看看曾经有过的课堂，以及留下来的声音和影像。
　　谈这几个问题，学科化以前，就是现在学术建立之前学科化以前的课堂，以后学科化以后的各种各样的课堂，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辅仁、新亚、台湾等等，这么多大学里面的著名教授如何讲授文学，这是我希望用很短的篇幅给大家介绍。
　　康有为课堂：坐而论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先说学科化之前的文学，刚才我说了在现代大学建立之前的中国也有文学教育，但是文学教育是整合在整个的国学教育里面，它并没有独立。其中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康有为。康有为1891年到1897年在广州创造了万木草堂，他的弟子梁启超、张伯桢等人日后参加到戊戌变法里面，影响很大。而学生很崇拜老师，老师说的他们都记下来，因此留在博物馆里面、档案馆里面的口说，就是老师说他记下来了，比如《万木草堂口说》、《康南海先生讲学记》等等留下来了。今天已经重新整理出版了，可以看得见。这是万木草堂的情况，这是康有为的照片画像。康有为在晚清政治史的意义我相信大家能理解，我想说的是他怎么上课。
　　《万木草堂口说》里面讲到各种各样的学问，刚才我说了今天的大学教授是分科的，晚清以前的大学教授是不分科的，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有一个东西不懂得，读书人会感到很无耻。而那个状态导致教学的人必须对整个人类知识，当时理解的人类知识有所了解。
　　然后我想说他怎么上课，摘其中的一段，学生们记下来的，注意听一下。古人言语文章无别，这是谈文学的。《六经》皆孔子文章。《易经》多工夫。胡稚威谓，人皆死，惟文不死。古来圣贤豪杰皆死，惟有文可以不死。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文有自然之法，有创造之法。一直讲下来，讲到最后唐以前之文，简腴厚曲，唐以后之文，长枯薄直。
　　今天有哪一个教授在课堂上这么讲非被学生哄下台不可，第一，他每一句话都没有论证，每一句话基本上都可以写博士论文，而不必要论证，告诉你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不加论证的，你听不听由你，听不懂你回去再用一辈子，用十年、二十年自己去领会，而且你最后也许认同，也许不认同。我的任务是把我一辈子的体会用这种语录说下来，学生们很认真记下来，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但是这种论证的体系不加注解、不作阐释、不求大家都能读得懂，这个只能是师徒坐而论道。坐而论道可以这样，当面对50个学生、面对500个学生讲课的话，这个不能这样讲，这是传统坐而论道的课程。
　　章太炎课堂：强调三国两晋文辞成为今天文学史写作重要动力
　　另外一个人在晚清也是影响很大的，章太炎。章太炎早年提倡革命，1906年从监狱出来以后到了日本、东京，他一边办民报，一边教学。从1906年开始不断地有这一类讲学的计划，然后到1922年他在上海讲国学，在国学里面有很多论述。用今天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构建起来大的国学概念，然后文学只是其中的一小块。讲完以后，我想说的在章太炎国学的论述中，文学其余其实并没有成为他的重点。如果说一定要说他对文学教育影响的话，那就是一点，他对于三国两晋文辞的强调，经过他的两个弟子比如鲁迅、周作人再三的诠释和转化，成为今天的文学史写作的重要的动力。说简单一点，以前我们觉得商国六朝的文章不好，章太炎把这个观点翻过来了。今天我们都认为商国六朝文章好，但是商国六朝文章好不一定评为散文。而这个论述因为是专业的，我不想说。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具体文学史的论述中有很多很好的见解，但是他们并不他把当一个专业来看待。有一些零星的想法经过他们的学生日后在学院体制里面逐渐被传达下来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接受了。
　　说学院体制，我想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我们开始设立各种各样的专业课程，比如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需要不仅讲诗、讲文，还要讲戏曲，于是请了吴梅。我们要讲小说，小说谁来讲？第一年找不到人，就是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每个人合台各讲一次，第二年请周作人来讲，周作人说我不行，我哥哥可以。哥哥是谁呢？哥哥就是在教育部当官的周树人。因此在1920年的8月份送上聘书，12月鲁迅第一次走上的北大的讲台。以后的6年中鲁迅一边在教育部从政，一边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女子高师等等这些大学和中学里面兼课，我查了日记最难的时间是1925点11月，他居然公布自己在6所学校之间奔波讲小说史。1926年8月26号因为个人原因和政治原因他离京南下，到厦门大学，后来到中山大学等等。真正在大学教书的时间不到八年，但是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等一系列著作。专业我不想说，我想说的是他的课堂上讲课的效果如何。
　　鲁迅课堂：把讲义念一遍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深聊
　　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留学照片，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标准照，这是晚年的照片。鲁迅在北大讲小说史，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而我引的是当年在北大听他讲课的各种各样的人，有中文系、历史系，也有其他各个专业的，也有旁听的，各群人老学生日后追怀鲁迅先生的课堂。鲁迅先生的课堂效果很好，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好，这就说到当时北京大学课堂的特点。
　　北大中学系当年的教授们很多人是浙江人，而在普通话没有推广之前浙江人的说话对于北大的学生们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北大有一个制度，曾经想反，反不掉，那就是发讲义。讲课之前，进课堂之前现拿油印的讲义，当老师的提前把这一节课的讲义交给了工友，他帮你写下来石印，课堂上交给学生。这个制度蔡元培到北京以后要求改，陈独秀要求改，改不了，要求改是因为很费钱，每门课、每节课都来送讲义，免费的，学生们很高兴，老师们也觉得可以。但是从学校角度来说有困难。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因为别的缘故，最关键的问题是老师们的口音。老师们的口音对于很多人听不懂，我看过30年代到中国来留学的日本的两位教授的回忆录，他们很着急，听不懂。然后问旁边中国的学生，中国学生泰然自若地说我也听不懂。听不懂怎么办呢？听不懂有讲义。我发现鲁迅的讲课基本上把讲义念一遍，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深聊。
　　鲁迅讲小说史，后来的回忆录留下来了，原来他把当时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带到小说史来，他把各种各样的社会批评也到小说史里面来，所以课堂上有大阵大阵的笑声。而鲁迅据说有一个特点是冷幽默，他自己不笑，说得你很开心。以致满堂的喝采的午后，有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王鲁彦，说他听鲁迅的小说史，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诸位的在专业化的时代，说某一门课能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那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来说，我们相信鲁迅先生讲课的特点是在小说史的课堂上加入了很多社会批评和小说做法的论述。换句话来说，这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史能够受欢迎的缘故。
　　杨振声课堂：中国新文学课很难讲下去做梦都被谴责不读书
　　北京大学的课堂暂时搁一边，今天是隔壁当年是郊区的清华大学，1928年在清华学堂的基础上，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把他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当时出任中文系主任是杨振声，教授是朱自清本人。这两个人恰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的学生。他们出来希望跟自己的母校竞争，怎么竞争？他们做了一个盘比，清华国文系和别的大学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和中外文学的融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清华原来是留美一辈学校，他的学生的英文水平在所有学校里面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注重在中外文学和新旧文学，跟当时的北京大学等老牌学校抗争。为了落实这一个发展战略，在第二年春天朱自清原来北大的学生开了一门课，中国新文学研究。第二年的秋天又开了一门课，中国歌谣。这两门课的特点是北大的特点，但是这两门课北大没有，歌谣是把民间文学、社会文学带到高雅的学堂。新文学是把以前只注重古代文学的思路改变了，而这两个都是为清华中文学安身立命而量身订作的思路，这是朱自清先生，这是杨振声先生。
　　杨振声先生很快到青岛大学当校长去了，所以后面的中文系课堂是朱自清在上。这两门课都是新文化思潮的产物，但是从新文化走到新学术有一段距离，而当时的北京大学因为整理国库日渐走向考据，而清华作为一个新办的大学有可能闯出一条新路，因此他们把这两门课作为重点来经营。
　　我们看一下中文系主任杨振声说，我们的目的是创造新的文学，所以一面参考旧文学，一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特别是强调外国的新文学，以外国的新文学作为参照系来建立中国的新文学，是清华中文系不同于北大中文系的目标。可是这门课很难讲下去，表面上我们看到1936年、1937年清华大学的指南里面，还说这门课，可实际上这门课1934年之后不再开了。
　　1929年开，1934年停，不受欢迎吗？不是的。这门课在外校很受欢迎，在清华里面压力很大。他的弟子王瑶先生日后说，因为大学里面风气比较守旧，大家都对许（慎）、郑（玄）之学特别得崇拜，文字、声韵、训诂这样的学问才算学问，文学不太算学问，而文学里面的新文学就更不算学问了。因此这门课外校欢迎，本校压力很大。因为整个的专业在胡适科学方法的倡导下，其实日渐压抑了高远的想象力，而强调科学的研究。而科学的研究，我们知道文学诗无达诂，我们很快难说哪个解释是铁板钉钉的。能做到铁板钉钉，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的是考证。
　　因此20年代以后的中文系基本上往考证这条路走，考据成为主流，因此大学中文系的普遍情况是注重功力而轻视才华，强调古典而蔑视现代，这个潮流对于当时在清华教书的朱自清来说造成很大的压力。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一样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被学生们发现了。他们把手绑起来，谴责我不读书，研究没系统。我承认这两点，而且表示一旦获释马上辞职。然后半夜惊醒过来，在大学教了十几年书，还在大学当中文系主任，还有这么大的压力，你就想象他的课程很难继续下去。
　　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1934年之后不再讲这门课了，这门课日后得以发扬光大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因为他的弟子王瑶先生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这一点大家知道。但是有一点不太知道的还有一个人是吴组缃。吴组缃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当时清华的本科生，后来念研究院。他1942年因为老舍介绍他可以到大学里面当老师，他要开什么课，开几门课，现代文艺、文艺文、小说研究等等。然后写信给老师说，老师，当年记得你讲课的时候有一个讲稿，请你借给我，我要上课了，我备课很困难。于是老师就把他的中国新文学纲要送给了吴组缃。五十年代以后吴组缃到北京大学来教书，很长时间他是教我们说的新文化的。1956年以后因为做吴敬梓的研究，后来做《红楼梦》的研究，日后才是做古典小说。1956年以前吴组湘是做我们所说的新文学研究。换句话来说，当年在清华埋下的新文学研究的种子是要王瑶和吴组缃这两位先生身上发芽的，这是新文学。
　　黄侃：汪辟疆称在南京教书是黄侃一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旧文学，旧文学我想讲一个有趣的故事，那就是中央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竞争对手是东南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可是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声势如日中天，因为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的东南大学一番蜕变之后就变成了后来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高校，它的规模超过了北京大学。因此它能引揽各种各样的人才，政府给它更多的资助，名声也起来了。1930年代的南京是首都，特别是首都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集中了一批人才，尤其是当时中文系的教授们。这边是黄侃，这是吴梅，黄侃、吴梅今天也是大家熟悉的两个做语言文学的。黄侃先生日后主要的成果主要是语言研究，但是他在北京大学、武昌高师，就是今天的武汉大学讲课的时候是讲文学的。
　　这是程千帆先生抄下来的，当年给他讲文学的是黄季刚，讲音韵学的是胡小石，讲词的是吴梅等等。这一系列在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大家。我关心的是1935年中央大学的教授黄侃50岁英年早逝，汪辟疆给他写的悼词，说黄先生一辈子在北京、在武汉、在南京各地教书，对他来说在南京是最愉快的时间。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老先生、这么多朋友们跟他在一起，一起在这里教书，同时他们后面的这几句话，几无日不集，集必剧谈移晷，以为笑乐。每天经常在一起聚会，春秋佳日的时候大家一起到游名山，游名山写诗，然后喝酒。这种衣食无忧的教授们在这个地方诗酒惆怅，而且很愉快。
　　南京教授们做学问另有一套 以游戏心态来从事学术研究
　　讲一个细节，是民国年间的词学大家龙榆生，他写了吴梅的事情。说，他经常从上海到南京去拜访吴梅。有一次印象很深，下午到了南京。吴梅叫了他的学生唐圭璋，是日后做词学研究很有名的学者。约了他来游后湖，而且带了自己的儿子，4个人租一个小艇。唐圭璋吹笛，吴梅父子两个唱他新近写成而且很得意的《霜厓三剧》，袅袅余声，绕云萦水，叫人有望之有神仙之感。一直到夕阳西下才回来，这是教授的生活。
　　因此汪旭初后来说，当年在探井的这些教授们春秋佳日不断地遍游，乃至黄侃先生曾经跟人家说，此真花天酒地也。在樱花或其他花盛开的季节，在花丛下喝酒、聊天、谈诗、论文，这种生活让他特别怀念。所以花天酒地四个字传授意思，是因为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的中文系的老师们，有很多人能做学问，也能够写诗文。因此经常在一起登高赋诗、饮酒聚会。可是我想说的一点，能写诗、能喝酒的不仅是南京的，北京的教授们也会喝酒、也会写诗，他们也踏青，但是他们不宣扬。他们不会炫耀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我读1934年到1938年的朱自清日记，发现那个时候清华的教授朱自清本人也经常联袂游山，也经常联句纪游，也经常喝酒聊天，但是他们不落成文字，不对社会公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似以传统士大夫的雅趣，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于南京文人的花天酒地，上海的左翼作家看不起，北平的京派文学家也不会这样，因为1930年代的中国其实局势非常微妙，我说弄不好大家会觉得你“商女不知亡国恨”。可是过半个世纪了，时间转化了，大家不知道又到了风和日丽的太平岁月，很多人说起来那才叫教授呢。那个时候的教授和今天整天去写论文，或者到处去讲课的教授不一样，所以人回过头来怀念那些教授生活。
　　这些教授们做不做学问？也做学问。但是南京教授们做学问另有一套，因为努力把生活和学问打通，以游戏的心态来从事学术研究。最有影响最容易说出来的是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那是用水浒的点将录的办法来评比当时的诗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联想。后来钱仲联又写了另外一个新的诗坛点将路。
　　这个说法我不说，我说的是这种把学问、人生结合在一起的那一种教授生活，五十年代以后国民政府败走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年首都的教授们因为跟前朝政治的瓜葛，就很不得志。这个时候五十年代初，南大的著名教授在比较北大和中央大学的学风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北大向来注重学术研究，我们中央大学是提倡古诗文的模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者造就幕僚而已。我能理解这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说了这么激进的话，但是里面有一句话是真的，相对于这两个大学或者是两个城市教授来说，同样是教古代文学，北京大学的教授把它作为学问，而中央大学以及中央大学后来，解放后的延续南京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们更注重对古代诗文的接受、模拟。
　　程千帆先生早年招博士生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让你现场写一首七律，因为他的思路是，你不是研究杜甫、李白嘛，你不能达到他的水平，但起码有一点这样的鉴赏和写作能力，这样你才能谈得比较到位。这是程千帆先生重提当年在南京大学经历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为什么做学问做得还可以，是因为我会写几句诗词，所以我体会比较深。这个思路和北京大学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
　　叁：教书是一种良心活用力多少只有自己知道
　　接下来谈的，我刚才说大学不一定能出作家，但是课可以教，我举的是创作能不能教。这个照片是沈从文和他的学生汪曾祺的照片。这是北京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结束的时候，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在昆明草堂前面拍下来的照片。这么多人里面，这是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这边是王力、沈从文。这些教授们后面是中文系的学生们，他们即将返回北京拍的照片。
　　传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很受气灰溜溜档案称纯属他个人原因
　　我说沈从文，沈从文在联大中文系开了三门课，个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因为有一个故事导致我这里必须说一下，张中行在各种文章里面说了一个故事，说昆明跑警报，有一个新文学作家很有名，说的是沈从文，他也跑警报。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先生刘文典，刘文典说，你跑什么跑？我跑了，因为我炸死了没有人讲庄子，你是没必要跑的。因为这位作家，尊敬他是长辈，就不说了。很多人根据这个材料说沈从文从西南联大很受气，可是这个故事真假莫辨。我想说的是因为今天西南联大的史料全部留下来，我可以看得出西南联大并没有亏待中文系教授沈从文。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一个教授是不是被压制，看你的课程、职称薪水，这些东西档案都在。我可以很负责地说，细节不说了，比起同龄人，比起同时进学校的人，沈从文一点没有吃亏。所以说如果说不愉快是个人的原因、社会的思潮，和大学没有关系。
　　为什么说明这个问题，是1939年6月27号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聘沈从文为国文系副教授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作家能在大学教书很不容易。因为联大的资料留下来，每个人都说明了学历。我不说留洋的、在国外拿博士学位的。最起码像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等等，最少也是在北大、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或者是无锡国专念过大学的。只有这位先生写了一句话，青岛大学讲师，什么意思？他没有学历。没有学历的人能够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来当副教授，其实学校里面是厚待他的，这跟杨振声是有直接关系，杨振声负责国文教育，而杨振声是当年青岛大学的校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也是一个小说家。
　　我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并不是灰溜溜的，我有了这篇文章。1938年西南联大的一个文章，讲文学作品等等。我请大家看后面的那一小段，这一小段因为说好作家少，好读者也难得。今天这样的人很难找得到，和通常所说的学问没有关系的，文学和学问关系不大的。所以一个文学博士或者文学教授，不仅不能生产好作品，而且未必能欣赏好的文学作品。普通大学教育虽然都有一个学习文学的文学系，但是对于好作品的读者增多或者加深没有多少帮助。别看那么多中文系教授，对于好作家的培养和对好作品的欣赏不见得有好处。你可以理解这个身为教授的著名作家心里面的骄慢。
　　沈从文课堂：小说史课教授效果不理想但是创作课一对一传授很用心
　　我想说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开始教书，他讲的课怎么样？我可以这么说，这位先生讲的中文小说史很差，因为学问不是他的专长。他的创作课讲得很好，我用他的学生汪曾祺的这篇文章。汪曾祺的这篇文章写于1986年，那个时候沈从文先生还在，所以他没有抗议，应该是认可的。说沈先生讲课毫无系统，但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着学生的作业来开始讲。而且他不会用手势，他没有舞台道白那样的强调，所以他讲课效果其实不好的。但是他讲课效果不好，他是对学生很用心。他说了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很长的读后感，有时候比学生作业还长。而写读后感然后针对每个学生的作业来跟你讲。
　　他不会写概论，不讲小说应该怎么写，我只告诉你写得好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更适合中国传统的因材施教，今天没办法，我们必须面对50个人、500个人讲课，其实效果是不太好的。更好的讲课应该根据学生的趣味、能力，当然那样可以说效率不高。今天为了效率我们只能采取大班讲课的办法。这回过头来看一下，别的东西大班讲课不好，创作班如果大班讲课绝对效果不好。所以汪曾祺的感慨，当年他就这么走上文学道路的。而且他最后说创作能不能教，这是全世界的讨论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不能教，可是他认为看谁来教，如果是像沈从文这样来教，像这样的作家来教，这么用心一个一个学生跟你写读后感，这样是可以教的，问题是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机会嘛。
　　五十年代以后沈从文先生不能再教书了，到了博物馆去做研究了。1965年他的一个好朋友，在上海师范学院教书的程应镠，一个历史系教授写信给他抱怨说，你看要我来做这些事情。沈从文给他写信说我的学生汪曾祺不得志，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竟然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问题是后面的括号很刻毒，而且比老舍写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人家才知道这个人还会写文章。后面就说了一大段话，这段话是针对程应镠的抱怨，我是历史学教授，叫我来教写作，教写作多烦人了。而沈从文跟他说，说能有机会教作文，我觉得极可庆幸，为学生获得一个教授而庆幸。而且务望十分热情、十分耐烦，十年八年做下去，这个务望两个自后面打了两个圈，表示要特别注意。说你这么做对国家有好处，有长远的利益。可是我老了，也没有学校可以去，不然的话假如让我再来教作文，让我来教写短篇小说，我还能教出好几个汪曾祺呢。可是当时的北大以及西南大学，没有一个大学让沈从文来教书，很可惜。
　　顾随课堂：引导学生进入诗的境界讲课时像禅宗说禅
　　小说家是这个样子，我再讲另外一种类型词人，我讲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大概十多年前开始引起人的关注，此前不了解或者是学术界根本不把这个人当回事，那就是顾随。这个人是毕业于北大，但是感兴趣的是古典诗词，因此读书的时候两个感兴趣的第一喜欢古典诗词，第二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有了顾随既不同于今文学家，因为他的古典诗词的兴趣，也不同于旧派文人，他有政治激情。而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奇妙的结合。这就是顾随先生以及几年前出版的《顾随全集》。《顾随全集》很奇怪，基本上是创作和真正的学术只有一卷。这个教授是什么样的教授？是一位教授的再三呼吁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叶嘉莹。如果没有叶嘉莹我们早就忘记了顾随。今天我们说顾随是大师，那是经过叶嘉莹20年的不断的呼吁，走南闯北不断告诉大家说我的老师很伟大。20年后有了这样的书。《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要是在20年前你这样说没有人相信，而且大家觉得很好笑。但是20年过去了大家认为顾随值得关注，我也是后知后觉。我今天谈的顾随。
　　顾随早年在各个中学和大学教书，1940年代进入了辅仁大学。诸位必须明白，在北平的大学里面有一所大学的主办率德国的教会，德国跟日本是同盟，所以在1940年代抗战期间北平的大学里面有一所大学可以不升日本国旗，不唱日本国歌，那就是辅仁大学。所以集中了很多人才，包括老师，也包括学生。老师中有一个当初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今天看来值得关注的顾随。学生中有一个叶嘉莹，之后叶嘉莹再三说我的老师了不起的时候说，凡是上过老师课的人都明白，老师每次走上讲台，找到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题，然后引申发挥，层层深入，讲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周不止。诸位你要是教过书你就明白，这是不符合教学规则的。你有一个感慨就开始说，这个感慨跟教学规划没有关系的，他不考虑今天讲的是宋词还是小说，还是政治经济学。我感兴趣的题目一而再，再而三论述，而且讲得非常精彩，学生们能听得非常入迷。好，这样的教授讲课。叶嘉莹说他讲课的时候飞扬变化，一遍成行。像禅宗的说禅一样。这种翻新出奇、比喻思路让你特别惊叹。学生们跟着他不断地进入他所设想的、渲染的那个氛围和世界。不只是叶嘉莹。我想说另外两个，一个是做红楼梦的周汝昌，去年刚去世，他写的回忆文章。先是叶嘉莹在不断地呼吁，接下来有很多他当年辅学生出来写回忆文章，说确实她说得没错，我老师讲课就是了不起。
　　这位周汝昌说我的老师顾随一生兼为诗人、词人、戏曲家、文学家、书法家、文学鉴赏家，职人学者，但是所有的东西说起来最了不起的是课堂上的说法，那是一个艺术大师，凡是听过他亲身讲课的无比倾倒、惊叹。而另外一个做散文诗的北师大的教授也去世了，郭预衡先生说，老师讲课时，讲古人的诗，也讲自己的诗。有时站在讲堂上，一语不发，也是无言的诗。因为在老师身上不仅是学问，更多是诗。别的老师是百科全书，而我的老师浑身都是诗。换句话来说，他在课堂上营造了一种氛围，让学生进入你的诗的境界里面，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思路走，而这样的学者为什么会被遗忘？
　　晚年的时候他的女儿问他，你这一辈子到底想当作家还是想当学者，因为这个人的气质导致他在这中间犹豫。最后说，其实我更想当作家。换句话说这个教授是想当作家的，他的写作之所以不被今天关注，是因为他写的是古代诗词和戏曲，而不是现在流行的长篇小说或者新诗。另外跟他的写作有关系，他一辈子真正的著作就是《稼轩词说》和《东坡词说》各一件，合起来也不到20万字。而这些东西是1942年，他的学生跟他聊天说你还是写一点东西吧。把你的讲课写下来就行了就像你讲课一样，所以这两个书都是一首词一首词的解说，有非常精彩的发挥，但是不是论文。
　　什么时候开始写论文，这位先生5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写论文，一写论文简直是惨不忍睹。他的论文引一段马克思，再引一段高尔基，然后现实主义就出来了。他不会写论文
　　他不适合今天的学术体制，不会写论文。换句话说这个著名教授不会写论文，但是会讲课，而且讲得很好。而且整个论述是按照这个思路讲的。回想一个问题，判断一个教授凭什么来判断？这一百年中国大学史说某某人是个好教授，是个大师的时候，说的是他的著作。请大家注意是教授，教授的正业是传道授业解惑，当然你可以说有人口才好，讲台上发挥得很自如。有人内秀，书斋里面写得更好，有人两者都行。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年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评判教授基本上靠他的著作，而不考虑课堂。这才有了在叶嘉莹再三奔走呼吁之前顾随长期被我们忽视了。其实不止是顾随，北京大学中文系也有一个教授罗庸也是同样，罗庸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两个最会讲课的，一个是闻一多，一个是罗庸俗。今天闻一多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他被暗杀了。还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做得很好，加上他的新诗写得好，而这位罗庸先生只有一本薄薄的书，主要的工作是课堂上的表现。而课堂上精彩的教授因为没有落实为文字，长而久之被我们遗忘了。而这对今天的教学评价也是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谈大学教授评价的时候还是以著作，而不太考虑他的课堂。其实大学不是研究院，课堂不是实验室。
　　钱穆课堂：创建新亚学院按照自己的心意讲文学而非史学
　　回过头来再谈另外一个教授，中年的钱穆和晚年的钱穆。钱穆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相信所有的稍微读过他文章的都知道他的整个故事。同时钱穆有一件事情做得了不起，1949年颠沛流离中钱穆在香港九龙创造了日后名扬四海的新亚书院。他自己特别得意这件事情，而他的弟子余英时先生也再三说，别的在北京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教书是别人做的学校，只有新亚书院是按照先生自己对大学、对教育的理念的事情，所以特别在意这件事情。早期新亚书院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教什么课程？照道理来说是著名历史学家，应该讲历史。但是我发现两个照片，就是新亚书院的照片，钱校长讲现代的文学，讲魏晋的文学。
　　换句话说这位先生其实在新亚书院教的是文学，为什么？我们看看今天留下的一本薄薄的书《中国文学讲演录》，知道他因为当年对文学的兴趣，也因为回过头来看他的序言里面提到的早年其实我是喜欢文学的，只不过后来新文学兴起以后不再愿意做这个，因此我来做史。我自小养成爱好文学的心是我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梯，同时也是做研究必要的储备。
　　日后1960年，他的学生到了哈佛大学念书，就是余英时先生。写信告诉他要做一个学者的话请你记得要学会写文章，你以为有科学饭碗就行，不对的，学者必须写文章。谁的文章写的好，学术文章写的好，比如章太炎、比如说陈源，比如说胡适等等，甚至针对余英时的性格告诉他你应该学欧阳修，不应该学韩愈、柳宗元。而且你的路子更接近于全祖望、黄宗羲等人的文章，日后我们今天来看，黄宗羲、全祖望到梁启超到余英时，钱穆这条路，史学家的文章这条路一路畅通，而且很了不起。
　　史学家写文章吃得住大题目，从文章角度来说是值得关注的。到今天为止海外的这么多学者里面，学问个人的路数不一样。但最会写文章的，用中文写文章最漂亮的肯定是余英时。余英时先生这些年得奖就不说了。
　　台静农课堂：向来不讲闲话就爱抄黑板对自己的书法更自信
　　再说最后一个学者，那个学者叫台静农。早年在在北京大学研究院肄业过，后来到了台湾，然后国民党潜台以后回不来了，在那边。因为30年代他在大陆的时候跟鲁迅走得很近，所以几次坐牢。到了台湾以后他因为早年在大陆的政治背景，所以在台湾大学里面当中文系主任很长时间，但是心情上有一点压抑。这个最后落实在文字，同时也落实在他的书法。今天大家知道台静农，很多人知道是因为他的书法，就是20世纪最好的书法家之一。我想说的是1948年出任中文系主任，主持系务20多年的台静农亲身在台大中文系做了些什么。这是台静农先生和他的学生。
　　他在台湾的讲课，尤其是以魏晋六朝文章讲得最好。这方面的我不想再说，为什么这样问题。我想说得是这么多的先生来回忆台静农先生，然后有很多文字我不想说。我用了一个材料，那就是张敬，他是早年在北平大学的文理学院的时候，就听过他的课，到北大研究院听过他的课。后来成为同事。他说我的老师是台静农先生是刚毅木纳这一级的，上课的时候不是能说善道的高手，像胡适那样侃侃而谈的，不是的。像陈寅恪那样闭目养神讲了一大堆那样也不是，像钱玄同那样的变化多种，字体神采飞扬也不对。像高步瀛先生声音特别大，像俞平伯那样的也不对，跟范文澜先生的绍兴话也不对，跟周作人第一排声音很低，第二排听不到的也不对。跟魏建功声嘶力竭也不对，跟跟朱自清依著讲解了无新意也不对。我的老师讲课都不对，跟这些都不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呢？他不说我的老师是怎么样，就是说我老师不是什么样，你可以理解，其实想说的是我的老师讲课刚毅木纳，换句话说他不太会讲课。
‍　　不太会讲课的台静农先生在台湾很受尊敬，直到今天说起来台大的东西都是最有影响的是台静农现身。他两个学生已经都退休了，吴宏一先生说台先生上哪一门课，向来不讲闲话，大多时间抄黑板，他的板书和评论书法一样，苍劲中略带娟秀，实在。他不太会讲课，他喜欢抄黑板，老师在上面抄，学生在下面记。这位年轻一点的柯庆明先生今天也退休了，他说他讲课言简意赅，如老吏断狱，但是他讲课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抄黑板我不明白，你还不如复印给我们。
　　我想说的诸位必须理解，这个其实是抗日战争中很多大学教授的思路，因为抗日战争中条件很辛苦。朱自清当年在西南联大也是这样，抄黑板。季镇淮先生回忆，有一门课叫文词研究，只有一个学生王瑶，另外一个旁听生季镇淮。每次上课抱了一堆书，然后朱自清抄黑板，王瑶先生记笔记。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西南联大在战争中图书资料非常少，能够找到关键性的资料赶快写下来。学生们可以记下来。这只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写黑板，喜欢写黑板的人都是对自己的书法有自信。老师是这样的，学生也是这样的。我说的是南京大学还有一个教授傅小石，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也是喜欢写黑板，也是写完以后不擦。学生在下面，下课的时候，老师先别擦，很多人在模仿，甚至到了北京大学，我进来的时候林庚先生写黑板，林庚先生的弟子今天魏老师也写黑板。这些都是写黑板的时候有意经营的，黑板的布局是什么，写什么，不写什么。写的时候书法人的那种心情，看的人那种趣味，这不是学问，但是是心情、氛围，是让你得以进入那个课堂的重要途径。
　　声音随风飘逝 回忆重现文学背后的缤纷课堂及时代风云
　　今天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在著作之内，因为课堂是声音，声音随风飘失，在录音录像设备之前的课堂基本上都进入历史了。只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只有他的学生的记忆留下来了。当年课堂上的学生们日后也成为了教授，他们来谈自己的老师，比如王瑶先生整理朱自清的《新文学纲要》。比如程千帆回忆自己的中央大学老师的诗意人生，比如说汪曾祺说沈从文是怎么教书的，比如余英时说钱穆的新亚书院等等。还有比如说1983年代叶嘉莹从加拿大回到中国大陆找老师，老师已经去世了，于是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不断地呼吁请你记得我的老师，因为他不以著作，他以课堂养育了这么多学生，因此值得我们追怀。
　　为什么这么说，从后人的追忆来看老师，回过头来看老师，是因为我说的在录影录音设备之前的教室或者课堂、寝室是转瞬即逝的。只有这些追忆才能让我们某种意义上回到那个课堂的情景。所有的追忆五彩斑斓，但是所有的追忆都有局限性。追忆的人压抑了人，追忆的人如何借题发挥，追忆不等于事实，但是追忆更多的是一种心情。我用这个东西想来思考一个问题，大学里面的文学课堂。
　　文学课堂和文学讲义、文学课程不一样，文学讲义、文学课程落实为文字有案可积，永远传下去，课堂只有他的学生能知道。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教书是一种良心活，用力多少只有自己知道，还有自己的学生了解。可以花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来酝酿情绪准备教案，给学生最好的课堂。也可以很快地过，很容易的。你说这个人用了多少时间，可以说备一天的课，为了一天的课我可以准备一个星期，也可以准备五分钟。所以大学教书因为我们真正的课程并不多，就看怎么讲更对得起学生。我想说的是这些让我们追怀的教授们，让我们理解那个时候的老师们他们是如何教书，尤其是文学教育的特殊性如何处理学院内外的关系，古代和现代的关系，读书和写作的关系，文学和史学的关系，尤其是师生间如何对话，完成了内部课堂的生活。
　　借助各种老先生们的追忆，重现那种五彩缤纷的课堂，还有因地而宜充满戏剧性与创造性的大师的讲授。我明白文学教育背后隐藏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导引一代人的精神的塑造。当然也可能是一场文学革命的意愿。
　　作为文学教授我关注当下的市场，注重实效，蔑视玄思。因而使得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如今危机四伏。我们知道作为普通读者你可以喜欢文学也可以不喜欢文学，我们希望把文学让你阅读。作为大学里面的教授我希望学生们喜欢文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社会的人喜欢文学。
　　我在好几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人家以为我很自私。人家问我读什么书？我告诉他读文学。人家觉得因为你是中文系教授就这么说，是自我保护。我说不对的，因为别的书都有用。文学没用，文学跟你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文学是一种脱离了日常实际需求的精神生活，有用的书不用我说，你会炒股，你会读股票的书，你会读经商方面的书，每个人都会读有用的书，只有文学超越所有的专业，因为没有用，因为飘拂在空中，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喜欢，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文学，谢谢大家！
　　结语：
　　回望中国文学教育，在“新文学”课堂上，鲁迅、朱自清、沈从文等文学大家都曾直接站上讲台传道授业解惑，他们凭借个人魅力独立从事“文学教育”，影响了一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多姿多彩的“文学课堂”似乎已成遥远记忆，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陈平原）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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