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姐妹，并不是为小说情节虚构的人物，而都是作者安妮·格斯特许森的姨祖母。现实生活中，大姐、二姐都出生于19世纪，双双享年104岁，2001年去世的二姐宝拉刚好横跨三个世纪，而生命最短暂的妹妹凯蒂也寿享90。她们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制造的悲剧与苦难，承担不幸婚姻引发的轰动性丑闻，这三个交织在一起的漫长人生，有太多故事可讲，安妮的小说甚至用不着任何虚构来为之增色。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是姐妹》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家族小说。
　　“我小时候有很长时间和姨祖母们一起度过，妈妈和姨妈们会经常讲起家族中这三位老人的故事，我当时就觉得很有吸引力。但是到了比较尴尬的地方她们就会点到为止：比如其中一位姨祖母在婚后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同性恋，再比如另一位姨祖母被搅进一桩离婚案，这些事在那个年代的下莱茵地区，被视作轰动性丑闻，甚至是犯罪。”安妮·格斯特许森1969年出生在这三位姨祖母所生活的德国下莱茵区的一个小村子里，长大后到多特蒙德大学学习新闻学，毕业后在很多家广播电台、电视台任记者、主持人。直到现在，这依然是安妮的第一职业。
　　因为职业，也因为对故事的了解总是缺少关键情节，安妮一直都没有写作的愿望。直到7年前，姨祖母离婚案的卷宗被当作遗产传到她手中，证言里的细节描写一一呈现在眼前，她才真正决定把她们的故事写成小说。经过3年的创作，当然，其中还包括不间断地在电视台做节目以及生了一个孩子，安妮的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2012年正式在德国出版，并在不久前被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共同评选为“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记者：家族小说，这种写作类型在目前的德语文学圈还会受到很大的关注吗？
　　安妮：因为我还是刚起步的作家，所以不能就此做出什么评价。但是，根据我从出版社听到的信息，现在德国文学中家族小说是非常受读者欢迎的。这背后有两个关键原因：第一，我们现在还都处在等级制度、父权传统的社会中，原有的传统就是口口相传自己家族的故事。如今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三代同堂，而是各自生活在很小的家庭中，但是对原来代代相传的家族故事还是有心理需求。很多人都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家族有什么样的故事，文学正好满足了这一点，这可能也是我的这部小说在德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小秘密。
　　另外，家族小说中往往提到那一代人经历过的非常动荡的时代，历史上发生很多巨大事件，尤其在德国，她们刚出生可能还是皇帝统治的时期，之后又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有这样丰富经历的人现在的年龄都已经很大，几乎快死光了，所以就希望，也需要有人能赶在这一代人还没有彻底消失前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提醒后代，不要忘记这些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整个德国社会或者说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很强烈的兴趣，希望能通过文学来警示后代，不要再出现纳粹上台。作为集体回忆能够起到警示作用，这也是写家族故事的作家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记者：你刚才说到读者对口口相传的故事的心理需求，是否因为这一点，你写作的语言才特别口语化？
　　安妮：这和我的另一个职业——电视台记者有关，面对电视提问我总是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尽量不用特别复杂的德语句式。
　　在故事向前推进过程中，我还特别注意语言的节奏，我是一个写得很快的快手，从来没有碰到过改来改去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气呵成地往下写，每次写完一段我都会大声地读一下，读的过程中就能注意到节奏。
　　记者：除了语言风格，你认为家族小说和其他类型的小说最大区别在哪儿？
　　安妮：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像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人生已经足够精彩，只要写下来就是可以吸引人的故事。你能看到他们生活中也犯过错误，也会去纠正，一切吸引读者的元素都在他们真实的生活中存在，都经历到了，没有必要再经过我的虚构和加工。很多文学大家的小说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我作为一个刚刚起步写小说的人，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必要去虚构，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结构把它给写出来就行了。
　　记者：因此这本书里的叙事结构是你特别在意的？
　　安妮：故事在说三个人筹备百岁的寿诞，一条线是说这个筹备过程，作为脊柱一样，穿插的另一条线就是回忆三个人一生中发生的事情，这两条线一直是交叉的，交叉点有时候是一件物品，有时候是谈话中提到的一件事。我要保证前后呼应，比如说这一章中宝拉是主角，频繁出现，那么下一章就会给她机会，讲她回忆到的事情，就像拍电影一样，镜头对准你，你就是主角，记录你的言行，基本是按照这个原则来组织结构的。但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刻意的安排，因为我对我要讲的故事特别地了然于心。
　　记者：虽然两次世界大战对主人公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但你似乎并没有强调战争对人生的左右，对这个在大部分德国文学中都不会绕开的主题没有给予过多的笔墨，为什么？你想传达更多的是什么？
　　安妮：战争，尤其是“二战”对于这三个人的命运有非常大的影响，包括这三个老太太100多岁的时候还盼着欧盟能成立，欧洲能统一，其实这和她们的战争经历有关系。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我觉得我并不具备能力去描写一些真实的战争场面。
　　我有两个想要反映的主题，一个就是追求幸福。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在非常努力地追求幸福，事实上，尽管每个人都会有一方面很成功，却又总有一些其他的痛苦，你不可能百分百地得到想要的那种幸福。另一个主题就是宽容，就比如对待同性恋这件事情上，嫁给同性恋的宝拉，她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很恶心，但最终理解了她的丈夫，看到他为此受到了很多折磨，甚至很同情他。她觉得重要的是这个人本身，而不是他爱的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的想法。很多事情现在来看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候确实是要命。
　　另外，德国民众都认为德国历史上最差的时间就是纳粹执政时期，其实纳粹上台前就有很强烈的种族倾向，民众普遍对别的种族，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不够宽容。所以我也希望能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对待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在不同的时候看它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很多事情不是绝对的黑与白。
　　还有就是其中可能涉及一些哲学问题，比如说，每个人究竟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承担多少后果？比如说，大姐在战争中救的一个乌克兰人，在战后成了一名罪犯，强暴德国少女毁了人家的一生，就像农夫与蛇一样，在这件事情上，她要负多大的责任？其实每个人物身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记者：这个故事有很浓重的地方色彩，下莱茵地区，能不能讲讲这个地方的特点对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影响？
　　安妮：城乡差别加上宗教影响，德国不同地区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像下莱茵地区，是基督教很严格的地区，而且非常小，当时可能也就600人，甚至还有更小的地区，有的村子也就30户人家。在这样的小村里生活，人的行为方式会受到很大影响，不像是大城市的个人主义，这里是集体主义，互相关系很密切，做事会考虑到别人怎么看我。在这样的村子生活，要符合这里的规范就会得到大家认可，一旦做了大家不能接受的事情，就会被清除出去，没有人接纳，日子就会变得非常难过。所以，整个地区的地貌、社会特点、交往方式都会影响到人，影响到命运。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记者：叶红）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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