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陈思和、王晓明策划主编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学林出版社）轰动一时，在当时“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大背景下，推出了一批青年批评家，他们是张新颖、郜元宝、王彬彬、罗岗、薛毅、胡河清……在彼时的“滔滔商海之上”，生生建立起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
　　2015年，“火凤凰”复活，带着新一批的年轻人做新的腾飞，第一批成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作者的是上海的四位青年批评家——金理、黄平、张定浩、黄德海。5月8日，围绕这套丛书和四位青年批评家的研讨会在上海作家协会举行。
　　当成名于80年代的批评家陈思和、吴亮、程德培，90年代的郜元宝和四位年轻人齐聚一堂时，所有人大概才刚刚意识到这次会议的意义——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协所在地）的记忆不仅仅停留在80年代、90年代……历史从未停滞，时间一直向前，那些忧伤彷徨的年轻人也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1994年《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出版时，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今天，“火凤凰”复活也是延续同样的宗旨吗？
　　陈思和：这是当时的说法。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次“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策划者不是我，是北岳出版社的续小强和我的学生金理主动提出，想把“火凤凰”接过去做，我当然同意。我当年做“火凤凰”的时候大概四十岁左右，这个年龄段正是人生慢慢成熟，不再盲目跟着时代和社会潮流走来走去，我们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能够担当什么。所以，当年的“火凤凰”和“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一个整体，“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我们说出了一些想法，而“火凤凰”是我的一种实践。我想通过实践来看看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能不能延续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传统。所以当续小强他们提出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他们是理解我的意思的，所以我没有过问，我只是同意。最后书稿我看了，我也没提意见，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标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批评认知要求。我不想去承担什么。
　　记者：他们的文章您看了吗？我在序言里没有看到您对他们的点评。
　　陈思和：这四个年轻人的文章我早就关注了。《上海文化》也是我每期必读的。可以说我对他们的文章都很熟悉。但我不想去点评什么，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写出自己的风格，不要变成千篇一律的东西。批评和小说一样，写的人很多，真正能“出挑”的没有几个。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对批评认识的误区。很多人认为批评只是对作品的评论，这样的话，批评永远是第二性的。我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他只是借着批评的文本说话，好的批评一定是主体性很强的批评，不只是解读作品，它通过解读作品传达出他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对文学艺术整体的看法。
　　记者：你是怕自己的意见会束缚他们的个人风格吗？
　　陈思和：我觉得文学批评不需要教的，是一个观念问题。当年做当代批评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吴亮的文章一出现就赢得批评界的关注？他没有上过大学，所有的表达都跟我们学院的人是不同的。他也读康德、黑格尔、大量的西方哲学、文艺理论，但是他在表述上就与一般学院做法不一样。如果有人去教导吴亮你必须读什么书，可能用意也是好的，但吴亮读了以后就不再是吴亮了。
　　记者：你在这批年轻批评家中看到这种独特性了吗？
　　陈思和：至少张定浩和黄德海是有特点的，他们受吴亮的影响，虽然他们是学院出来的，但是相对来说，学院气少。对文学批评而言，我个人认为知识和才气相比，才气更重要，它需要一种力量去穿透这些作品，别人读不出的因素，他一眼就能够读出来，而且能够很好地表述出来。而且他们提出来的看法，要代表他们这代人，而不是重复前代人的意思。学院里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师承关系，学院现在要发大量的核心刊物文章，写到后来就会很规范很世故。写学术文章当然可以，但批评的独特性就没有了。
　　记者：也有人对这些年轻批评家身上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比如说对作品的判断太过绝对，像法官一样，应该警惕批评家的话语成为一种霸权。
　　陈思和：他们有他们的见解，有他们的学识背景，只要是真诚的，你要把你的心掏出来，真诚地表达你的看法，而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的、卑琐的目的来故意谩骂、人身攻击，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去有句话说，片面的深刻、片面的立场和偏激的形态，有时候对于一些社会上已经成为主流的见解的矫枉过正，还是有力量的。批评最怕的就是毫无见解，随便乱说。
　　现在各种研讨会满天飞，我基本上是不参加的，因为现在研讨会上谁都说好话，认真的批评意见没人听。很多人连书都是只翻几页，在会上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如果你私下和他交流：这书真有这么好吗？他马上就会表示出一种含糊的态度：我只是在会上说说而已啊，或者说，我也没仔细看啊。你只要一质疑，他马上就动摇，说明之前就没有认真的判断。其实，批评不管说好还是说坏，都没有关系，只要是真诚的，我就敬佩你。今天，这么一个垃圾漫天飞的社会，研讨会开得像排座次一样，大家都忙着开会，没有认真解读文本，说出来的话就可疑了。
　　记者：在诚实的基础上，批评家是不是也应该尽量克服自己的偏见呢？
　　陈思和：世界上有完全没有偏见的见解吗？在今天，真正有价值的创作很少，有价值的学术也很少，但是偏偏“创作”、“学术”大泛滥（也可以换句话说是大繁荣）。不仅大泛滥，还要靠这些东西来分配社会资源的一杯羹。在这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支配下，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艺术标准、学术标准遭遇混乱，如果这时候有人稍微真诚一点，说几句维护标准的话，就会引起不满，认为你是偏激。但是如果对泛滥的文化现象很宽容很公平，那么，对于真正有价值的创作就是不公平，甚至被劣胜优汰。
　　记者：我现在老是听到一些论调说，现在的文坛不仅寂寞，而且和谐，少论争，各立山头，没有交锋，没有流派，一团和气，这和80年代完全不同，您觉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陈思和：问题不在这里。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大家在面对文坛的时候缺少真诚；也缺少对艺术的特殊的判断能力，分不出好作品和差作品。大家都拿二三流的作品在说事，所以不会引起争论，就算引起争论也是假争论。被制造出来的争论更可怕，更无聊。80年代很多的流派，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现在都在纪念“三十年”，可是这三十年的文学难道就不值得关注吗？问题在哪里呢？当然批评也有问题，就是缺少对同代人的关注，换句话说，就是缺少对当代生活的关注。艺术上新的创造、新的追求，一定是新的批评家来发现的和推动的。
　　记者：所以我看您在序言中也写到，“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陈思和：我为什么说现在和80年代是一样的？1985年是一个分水线，之前中国的文学基本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学创作也是在权力分配下的主旋律调子写作的，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就是当时国家政治需要拨乱反正吗？到了1985年以后，文学突然改变，张承志、韩少功、刘索拉、阿城等等，完全颠覆了以前“文学为什么而写”的主题决定论，但是这些创作上的变化，如果没有当时的一批批评家的协同努力，很可能这些创作就会被遮蔽甚至自行消亡。当时那些年轻人也希望老一辈批评家来鼓励他们，可是前辈一代批评家面对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马原的先锋小说，都会失语，不知道怎么来评论，正在这时候，一批青年批评家成长起来，他们集中讨论张承志、张辛欣、阿城、刘索拉，等等。这批评论家支持他们的探索。
　　我举一个例子。当时中年作家高晓声，写“陈奂生系列”的，很有名，评论家称他是赵树理以后写农村最有风格的作家。他有一度开始写寓言体小说，《钱包》、《飞磨》等等，研究“陈奂生”的评论家都批评他，说他脱离了生活，违背现实主义，创作走上了歧路。只有吴亮写文章支持他。当时争论很大。后来他回过头去写农村生活，越来越不行。有一次他在复旦和我喝酒时，我说其实《钱包》那些小说挺好的，你为什么不坚持写下去？他想想说，“你们（他把上海的青年批评家看成是一伙人）支持我的力度太小了，批评我的声音大于支持我的声音”。作家老说他们不看批评，其实还是很在乎的，尤其是处在探索期的作家，想要创造一点新的东西的时候，特别希望有人支持。你要站得比他高，从理论上去肯定他，这很重要。
　　现在情况和当年很相似。当年的主流批评界对待刘索拉、莫言、余华，就像我们现在的主流对待80后小说家一样，总是认为他们是不成熟的，无非稀奇古怪的类型小说，或者是商业炒作。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完全和以前不一样的文学世界，我认为要挑出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最能代表时代声音的作品，但是现在没有人这么做！这些选择要由同样是80后的批评家去完成，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法去判断。
　　随着80后批评家的崛起，我希望批评家能够对当代生活发言，只有对当代生活发言了，才能提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话语，提出自己的审美观念。要有自己的话语风格，现在80后的文学创作和以前的差异多大，如果说我们都站在学院派的立场，都是以一些经典为标准，都拼命把80后、90后的创作往50后、60后的时代拉，这是拉不过去的。批评家的任务不是站在学院里去教育他们，把他拉到你们认为是最好的境界；而是在他们当中，由你来判断他们作品里有哪些东西值得赞扬，值得发扬，要把其中最好的东西发扬出来。
　　我在一个会上听金理讲郭敬明，我觉得讲得非常好，虽然很多人不认可，他说，郭敬明的本身创作和他旗下团队（包括杂志）都包容了丰富的容量。做一个好的批评家，不是在一个大作家出版新书后你去说一些是是非非，而是要有独创性。现在这一批年轻批评家可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也是慢慢地进步，才意识到批评是什么。
　　时代在变化，文学传统也是这样，不能老是莫言、贾平凹的传统，文学运动是通过先锋运动、分裂运动，出现了审美上的对立面，走向反面。传统力量的强大是通过把对立面吸收过来，才会真正强大，传统是通过不断融合对立面来发展自身的。今天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个先锋意识，文坛上青年作家都很乖，等着作家协会来吸收他们，又等着网络市场让他们名利双收，再等着什么奖项让媒体上称为红人。但是文学的历史不是这么发展的，恰恰是一些新的反叛性作家，表达新的审美诉求，歪打正着比循规蹈矩更有力量。
　　记者：面对新的经验，都要统统支持，不要去判断了吗？
　　陈思和：文学艺术上，好和坏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现在我们的文学不是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积累成果的阶段，更不是循规蹈矩等待收编的阶段，而是处于巨变的前夜。未来的孩子都是依靠新媒体了解世界，都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成长的，他们渐渐成为文学读者主流，那么文坛不变也要变，有可能朝坏的方向变，有可能被商业气息、被媒体负面的东西吞噬掉了，这样文坛就没有希望了。恰恰是今天，我们需要最敏锐的人从天罗地网覆盖下的世界里挑出最好的东西，用以改变整个未来。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很难很难，但又非常重要的时刻。作家写的东西很可能90%是垃圾，10%是新的元素，要把它找出来，那10%才能成为标杆，让大家往这里走。
　　记者：这是你支持余华和阎连科的原因吗？
　　陈思和：是的。他们被批评得很厉害。阎连科有缺点，余华《兄弟》都被主流骂成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创作里都有革命性的因素，而且就是靠这些因素，才使得文坛变得有光彩。如果都很沉默很主流，就没意思了。不在于说他们粗俗，而恰恰在粗俗里包含了很多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因素。
　　记者：“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为什么看中了这一批人，标准是什么？
　　陈思和：我当年选择是有标准的，你们看张新颖的文风、郜元宝的文风……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执著的真诚的态度。我喜欢金理说的一句话，当年选出来的这批人，尽管后来走的道路不同，思想也不一样，但没有一个人不在场，他们是有思想能量、对世界有独立的理解、会在这个事业上一直走下去的人。今天的标准也是这样，黄德海和张定浩就有风格，有独特的想法，有对社会独特的判断。我最怕的是，用写博士论文的方式来写批评，文章考证一个词要从晚清开始，僵化的教育体制会把人淹没掉，批评家和社会中间最好不要有很多隔离，要直面社会也直面文本，不要中间隔很多东西，把自己遮蔽起来。
　　记者：现在批评很难产生影响，原因是什么呢？钱理群说，不是这些年轻人写得不好，而是社会上很难再产生像他们那代人的影响力了。
　　陈思和：我觉得慢慢会产生影响的。或者说，其实他们已经有影响了，但我们感受不到。钱理群那代人的影响是在学院里，与大众不是在一个平台上；现在有了网络，知识者、学院和大众、网络都放到一张平台上。批评家可能对学术圈子有影响，在高校里有影响；但如果你把他放在网络平台上，他马上被淹没了。网络上的明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自己的岗位不要搞错就是了。
　　另外，批评是需要选择的。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一定要学会选择。我从30年前开始写评论，关注的无非是王安忆、莫言、阎连科、余华、贾平凹等等，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我就认定了这些作家的作品，我借助他们的作品有话好说。不是说，别的作家就不好，但我就是对这些作品说不出太多的话，我能说的话别人也说过，那还说什么呢？
　　现在很多人还没意识到批评是什么，有的为了表现自己是批评家就到处开火，以为文坛太平庸就是因为没有骂声，那是不对的，批评家也是一个生产者，推动时代进步，当然可以批评，批评也要站在你的一贯立场上。
　　一个批评家不能什么流行就评论什么，一个批评家，如果到了什么作品都可以说几句的地步，那他差不多就完了。现在文学处在一个变化的瓶颈，有可能被市场淹没，但也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要看作家的自觉心有多少，也取决于批评家的自觉心。
　　记者：您在序言中写道，“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褊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
　　陈思和：我都是有感而发的，学院里青年批评家，只要一出名，就会有各种荣誉、奖励、资助，但是这些体制的标准，很容易把一个人推到各种束缚当中而不自觉，使他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超越和责任使命，都会自觉规避。
　　记者：我感觉现在文艺批评“学院派”和“民间风”各行其是，很难交流。能够做到“跨界”的所谓“艺评家”也被骂得很厉害，比如“蒋勋热”就被指责错误百出？
　　陈思和：文学艺术传播是分层次的。蒋勋他们就是在做一种唐·吉坷德的工作，希望让高雅文化普及到民众，那一定会降低要求。批评他的人说他歪曲了经典，问题在于专家们只要在学院里、学术研究中，不要去歪曲就对了。好像很多名著改编成电视剧，很多专家就批评说不如名著，它本来就不是原著嘛。它是面对社会大众的，一部改得不如意的《红楼梦》电视剧，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好嘛。要这样看问题。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些年来，上海青年批评家的不断成长，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70后有那么一批，现在又有80后，除了金理、黄平、张定浩、黄德海四位，还有像项静、木叶、刘畅、李伟长等等，他们都非常强，在全国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这个时代，批评家是做什么？在我们整个文化场域里，对批评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也就是说批评家应该是干什么，成了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仅面对的是文学文本，我们也面对这个时代丰盛复杂的经验，在这个之间我们要寻求建立发言的空间和发言的价值。
　　吴亮：
　　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平庸状况一直遭人诟病，即便那些对文学批评心怀不满的行家们他们自己也差不多同样平庸。你们的系列批评写作缓解了我长期以来的焦虑，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越来越相信，出类拔萃之辈很可能就像籍籍无名的流浪者那样在我们周围游荡……因为有了文学，我们的孤独、脆弱、无助，终究会铸成我们的坚强。
　　程德培：
　　我要提醒四位青年批评家，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而且你会发现你写的东西没多少价值，会被人遗忘。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交锋，没有流派，没有不同的方法，你一个山头，我一个山头。这种情况下年轻人要成长是非常难的，你们唯一的对象就是自己，要不断对自己不满。

从右到左：张定浩、黄德海、黄平、金理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罗皓菱）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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