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清朝，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生了孙子变回中国人。”祖母的这句话，让台湾作家杨渡印象深刻。
　　在新著《一百年漂泊》中，57岁的杨渡以父亲为主人公，讲述了一个台湾农民家庭五代人的历史沉浮，期望通过寻常农村人的生活，透视社会转型过程中小人物的流离与艰辛。8日，杨渡携新书接受记者专访，讲述台湾百年“漂泊”背后的故事和转型之启示。他以自己参与编写《中华语文大辞典》的经历指出：“两岸的差异词不到7%。”
　　应有更多人记录中国社会巨变
　　记者：和以往那些出自台湾作家笔下的家族史作品相比，《一百年漂泊》有何不同？
　　杨渡：我的家庭在清朝前期就来到台湾，他们面临的是不断更替的社会阶段。时代巨变之下，个人是无法选择的。所以，台湾人可能有个特性，就是对家族的情感特别浓厚。我在书中写到祖先从“唐山”流浪出来，那是台湾对大陆故乡的习惯性称呼。我想写的是百年变迁中一个台湾在地家族的家族史。
　　记者：这本书台湾版叫《水田里的妈妈》，似乎更个人化、更柔软，大陆版书名《一百年漂泊》更宏大，您是如何考虑的？
　　杨渡：《水田里的妈妈》　是想突出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原来的家庭、文明、价值观不破碎的力量，在我的经验中，这种力量是母性的。但其实，整个时代的创造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完成的，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看，现代化过程是人们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的“漂泊”。
　　我想写下自己家族史的一个原因，是希望呼吁更多人参与到记录历史的过程中。中华五千年文明，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欧洲用了400年，可我们只有30年，这30年里包含的痛苦、追寻、挣扎，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看得到。也只有我们记录下来，后代才会知道。
　　我回台中老家时，会有意识和父母聊天，了解他们的经历。但相比写父子情结这样更戏剧化的内容，我一开始的追求可能就比较自觉地偏向“宏大”。1995年，我去斯坦福进修，发现美国人很喜欢谈“亚洲经济奇迹”，把崛起原因归结于儒家思想崇尚节俭、勤劳等等，但我深知，这种“奇迹”是如何跌跌撞撞一路，多少人用血汗换来的。当时我就决定要写一个从底层出发的故事，后来父亲病重，更让我觉得有责任把他们那代人的故事都写下来。
　　记者：城乡对峙可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共通的问题。这些年，在大陆，春节期间总会涌现不少“返乡手记”式的写作，社会关注度很高，但也有人觉得这是在消费农村，您怎么看？
　　杨渡：轻易地把写作说成消费，在道德上是很容易的。但通过记载和报道唤起人们对农村的关注也很重要。特别是在返乡后用城市眼光再观察家乡的方式，能带来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启发。
　　1970年代的台湾，工人如果在城市中失业，至少还可以回到农村的避风港，找到一口饭吃。如今呢？农村其实承载了很多工业化过程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当我们不仅把农村视作一个GDP数值，而是文化和生态的家园时，才能赋予它坚实的基础承载未来的动荡。
　　两岸年轻人会有共同前途
　　问：您曾说过，两岸关系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但我们看到，当下很多台湾年轻人对岛内经济不乐观，两岸年轻一代间似乎也产生不少隔阂，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局面？
　　杨渡：这一代台湾年轻人面临着价值观的转变，他们不再像工业化初期拥有那么多机会，开创工厂、制造业，只能找寻文化创意的缝隙，比如做设计等，这就是小清新流行的来源。和上世纪年代相比，这样的价值观确实显得没有大气魄。但在大环境下，他们别无选择，可以说，这样的价值观并非靠谁推崇的结果。我相信两岸关系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是基于大陆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这些年来，我看到两岸特别是年轻人身上越来越多的共同性。我参与和大陆教育部合编的《中华语文大辞典》有10万多词条，两岸的“差异词”不到7%，这其中又有4%－5%是“特有词”。因为网络的发达、资讯的互动互通，共同使用的词条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差异词”越来越少，这就是微妙的变化。
　　问：据您观察，台湾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和您这一代有什么不同？
　　杨渡：年轻一代可能更认同在地的生活价值。但其实，所谓身份认同是很有趣的，很多老兵1949年后来到台湾，觉得自己是“山东人”，但回大陆探亲所有人都叫他“台湾人”。所谓身份，可能是被定义的，核心价值上的共同基础更重要。

人物小传：
　　杨渡，祖籍福建漳州，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写过诗、散文，编过杂志。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2008年起，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筹办过《两岸汉字艺术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合办，已举办第六届），筹办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合作，进入第六年），举办两岸大学生书法交流展等十余项两岸文化活动。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江红）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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