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巴

“非常规”的温和

作协大厅静得瘆人。坐电梯直上八楼，脚步声的回音都能听见。李敬泽在这里办公，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身份，与之相伴的，还有“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家”称号。李敬泽“浸入太深，半辈子都交代在里面了”，但他的天性，“最好是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阅读不是为了写字，也不是为了写字而写字”。

1984年北大中文系毕业，文学杂志编辑出道，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场域，时至今日被主流文学体制圈内人称“青年作家教父”。半生为文，用李敬泽很喜欢的一个词形容就是“拧巴”。在理想读者和理想作者之间，他一直在打一场“拧巴”的拉锯战，把纠结的内心戏留给自己，返回给公众的，是一个“假亲和、真武断”（毕飞宇语）的高冷批评家形象。

做了二十几年文学批评，李敬泽习惯了一种生活状态——总在去往大大小小的文学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的路上。在文学批评这件事上，已故的德国著名批评家、被称作“文学沙皇”的拉尼茨基那种“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成为批评家”的气势，李敬泽没有，“我常常想，一个作家就算写了一部不靠谱的书，能是多大的罪呢？值得你用挖祖坟骂娘的这种气概去痛加修理吗？”

他以“不骂人”著称，这些年发现并鼓励了很多文学新人，阿乙、李娟、蒋一谈、冯唐。名气再大一点的毕飞宇也得益过他的评荐。他说自己成为文学批评家走的是“非常规”路子。一直以来文学评论家有两种，走学院派的理论路线、和作家更近的“创作型批评家”，李敬泽却怀疑自己是孤例，“90年代做文学批评的志向基本是学术知识生产，但我不能按牌理出牌。这不是说我很高明，我对 牌理 充满敬畏，但 牌理 不是我做批评的动力”。他属于那种从一开始就扎根在文学生产现场的批评家。最早是编辑，1984年进入《小说月刊》，六年后调入《人民文学》，继续做编辑。

编辑的天性，很像一只老母鸡——看见一只蛋就眼里放金光，想过去孵一下。从前做编辑时，李敬泽“发现一个好作者，就四处帮他联络出版方”。成为评论家后，这种“毛病”更难改过来。

但这种热情渐渐消失了。

偏执

寻找历史的文学趣味

批评做了二十多年，有些意兴阑珊。他觉得自己还有力气寻找新的热情。《读无尽岁月》《小春秋》《致理想读者》《反游记》……以几乎每年一本的速度不急不缓地推出，他没放弃探索写作的可能性。借16年前一本小书《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修订再版，写作者李敬泽重新出发。

这本书里，李敬泽打破散文、随笔和小说的界限，把想象、虚构、历史、事实混杂在一起，表现一种彰显历史想象的“混搭写作”。2016年底，他增补了《抹香》《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巨大的鸟和鱼》三篇，修订成《青鸟故事集》，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与法文版一起面世。

《青鸟故事集》像是一本“志异录”，写外国人在中国迷路的故事：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华的传教士，莫名流落福建海岸的印度水手，16世纪大明王朝的葡萄牙囚犯；形形色色的怪物——从龙涎香到玫瑰，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两座自鸣钟……李敬泽漫步茫茫史料中，时间跨度从唐代及今，钩沉索隐，把对历史的考据与文学的想象放在一个写作熔炉里锻造。

李敬泽对历史一直有兴趣，他有家学的底子，父母都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童年时他常在文物库房里疯跑，一部《二十四史》研究了很多年，如今读史书甚至比读文学多。

窥视历史的癖好“偏执”地住在基因里，“主要从前闲的发呆，乱翻书，《太平广记》、唐宋笔记丛刊、清代笔记丛刊、马克思、福柯、布罗代尔……差不多看了个遍。”这些都教给李敬泽文学的“微观史”，“历史绝非帝王将相，那不过是舞台上的泡沫，真正重要的是泡沫之下恒常的普通人生活状态”。

他关注那些“历史书中只是顺便提一句的人”，比如“翻译官”，在一篇名为《飞鸟的谱系》的文章中，李敬泽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辨认那些无名的翻译——1792年由英国向中国派遣的马戛尔尼使团中两位中国留学生，“朱神父”和“李神父”，暗自窃得了第三种权力，在两个帝国、两种语言之间上蹿下跳，然而史料记载中却未留下姓名，他们就这样悄然遁入东西方世界裂缝的黑暗中。

李敬泽看到这些“鸟媒”在历史褶皱处忽明忽现的脸，“我们在黑暗中，把一个人的一种命运辨认出来，再把他照亮。在当时的中国，这些人极其卑微、极为孤独，被笼统归档，迅速遗忘。他们夹在两个世界之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辨认这些人时，也在帮助我们理解大历史的真正面向。”

警觉

当人心越来越粗糙

“人心隔肚皮”，李敬泽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对中西方交流历史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青鸟故事集》是一本“误解小史”。《布谢的银树》里，法国国王的使者鲁布鲁克来见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儿子蒙哥。他的使命是说服蒙古与西方合作，对抗横亘于欧亚之间的伊斯兰帝国，但这之前蒙古人必须接受洗礼，皈依上帝——那时候蒙古人正在席卷欧亚，孱弱的欧洲人实在是天真。显然这正是对现实的误判造成的误解；《利玛窦之钟》里，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走了十八年才走到明朝帝国的中心，等到万历皇帝召唤时，他却只是对利玛窦带来的两座自鸣钟感兴趣，从此以后直到清代，传教士的一门必修手艺就是修理钟表。

时至今日，李敬泽说：“我们依然被全世界误解着。”16年前写《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时，他看到国人在处理西方异质经验时面临的尴尬。16年后，他说“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误解并不比嘉靖或乾隆时代更少”。

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李敬泽警觉到“全球化”是一个危险的词。好奇心在消失，人心越来越不敏感，在唐朝的大街上遇见一个波斯人，是“西洋镜”。明代一个葡萄牙人晃晃悠悠跑到桂林去，大家都把他当怪物。那个时代的奇观，却变成了这个时代习焉不察的日常经验。

他看见现代人的傲慢逐渐屏蔽日常经验中的误解：“全球化是一个谬论，世界好像更开放了，技术给我们 一切尽收眼底 的幻觉，我们已经意识不到，在时间面前，人是有限度的。”

热情

重新出发以此抵抗虚无

时不时地，他也感到虚无。面对虚空，写作者需要依靠什么？“靠书写者的信念，我相信行动的意义。”时下出现了很多否定生活的小说，李敬泽感到不适：“这是这个时代很多写作者的误区，写来写去是为了告诉我们生活没有意思。那么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小说？ 丧 是一种廉价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没什么不同。”

他喜欢加缪，“加缪的 信 是在悬崖边抓住一棵树的姿势，这个姿势本身就是有力量的。”相比之下，李敬泽觉得中国当下年轻人的“虚无观”实在是“无病呻吟”，“西方人说， 一切坚固的都将烟消云散 ，他们原来有 信 ，消散后是为了新的 信 继续生长。我们的底座是空的，何来消散？”

无论这“虚无”是否廉价，许多作家已经意识到对当下表达的无力感，现当代文学圈正在蔓延一种“新古典主义”的风潮，有人质疑这是由于中国作家缺乏直面社会的勇气所致，只能在历史和传统中寻找避难所。

李敬泽承认，而今面临着认识当下的巨大难度，而“考验作家力量和雄心的，一定是看他能否写好当下这个时代”。而对于作家回到传统中找力量的做法，他说“不能简单化为一种逃避的姿态。面对当下时，很多写作者都 漂 着，一个人在真空中没法发力，他需要立足点。回到传统，恰恰给了作家发力的一面墙”。

他自己也在尝试。2007年，他写过一本漫谈春秋历史的随笔集《小春秋》，今年计划重写，本来只想修订，却发现“已经不是俏皮话可以应付，需要推倒，变成 大春秋 ”。

春秋时代，孔子所言“礼崩乐坏”的轴心时代，给予李敬泽强烈的感受，“《左传》里的人都是巨人，无论善恶，都精力充沛，脾气暴躁，那么决绝而暴烈，那么在意自己的道德实践，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方面相砍相杀，一方面却持有精神上极端敏感的洁癖。这些在现代人看来不可理解了吧？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起点啊。”

《青鸟故事集》出版后，很多人分不清它的体裁界定。李敬泽说：“我写这书就是为了让你们糊涂的，中国文学有 文 的传统，《庄子》《战国策》《史记》是什么文体？你没法定义。”

他追求的，原来是一种回归传统的“元写作”，“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每每山重水复的时候，就要回到那强健充沛、元气淋漓的源头上去。至于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柏琳）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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