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看，好作家可以有两类划分。

一类不妨称为溢出型作家。这类作家最大的特点是趋时性，作品以时代精神为最大特点，得时代风气之先，喊出了时代强音，因此他的作品溢出了文学本身，他也成为文化英雄。相应的，这类作家与社会互动很强，言行常引起全社会的呼应。比方说法国启蒙时代的卢梭、美国“垮掉一代”的金斯堡。中国的王朔，大致也是倾向于“文化英雄”这类，文化意义甚至高过了文学意义。

更多的是另一类作家，属于本格派。他们最大的优势在写作本身，影响力也主要限于“作家”本身。不管他的作品写得多好，一旦跳出作品，就看不出特别能量，甚至显得平庸可笑。托尔斯泰就有“最好的小说家、最差的哲学家”之说，《战争与和平》里大段的史论，简直让读者恨不得当面驳斥他。柴可夫斯基第一次见他前，一想到他那些穿透人心的作品，在他面前有被扒光一样的局促，可没想到见面时，托尔斯泰没说什么话，反倒是柴氏给他弹奏《如歌的行板》时，偷眼发现他在默默流泪。看起来这实在有些奇怪，但在伟大作家名单上，这种“只会写作”的作家却是长长一溜，托尔斯泰、福楼拜、福克纳……正因为有普遍性，所以海明威有过这样的自辩：作家是把东西写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

听起来，两类作家中，似乎前者更全面、更有优势。但结论却正相反：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往往都是后者写出来的，前者往往会逐渐成为明日黄花。当然他们在文学史上也会留下姓名，但其实更多的是“史”上的意义：毕竟当时曾有的巨大影响是无法忽略的。不妨说，本格派作家是人以文传，而溢出型作家更多的就是文以人传了。

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文学作品探讨和发掘的是永恒的人性，和一时的社会风潮相比，就如经典西装较之流行时装更有长久生命力一样。本格派作家没有溢出型作家“趋时”的能力，也有利于心无旁骛创作，甚至这种不适应，会化作一种“报复性”的写作优势。而溢出型作家，一方面必然会分心，同时他在社会交往中如鱼得水，倒不利于产生写作需要的“苦闷”了。就如作家孙犁所言(大意)：人热闹了，对作品不利。

说了这么多，是因当前诸多知名作家与网络社交圈结缘而引起的，是为了说明对作家进驻社交媒体的不看好。这是因为：作家有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创作要完成，在新媒体开辟战场，既误了自己的正事，同时也并不是胜场：你虽然是大作家，但很显然比不过那些平台上的流量明星，非要“蹚浑水”，就有点儿“科学家应有影视明星的关注度或收入”的那种小儿科了。而且还易惹是非，毕竟你是大咖啊。当年，组织上征求沈从文意见，沈本来有话要说，但一看到自己名字与粤剧女皇红线女归在一列，顿感大为掉价，于是不置一言，竟侥幸逃脱了因发牢骚而划为“右派”——虽不能说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儿，但必要的身份感，免惹是非倒是真的。

当然，作家进驻社交媒体，也可能本身就不是出于有利于创作的考虑：或者是经不住相关平台的忽悠，或者是希望以网红走流量圈粉的方式推销作品，甚至就是为了享受如从前某大V“看帖子就如批阅奏折”一样的自得感……这些自然也都可以理解，但代价是透支自己的作家声望，等于是对自己创作力衰竭的委婉承认——“作家搞不了创作，就会去搞评论，就如当不了战士就去当叛徒”，不要怨话刻薄，这可是身为本格派作家福楼拜眼中的鄙视链啊。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文中）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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