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中国文化报社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约集20多名来自文学、美术、舞蹈、电影、戏曲、曲艺和哲学美学等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青年学者和艺术家聚焦“青年文艺工作者如何在网络时代深入生活”的论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研讨。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承办，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兼理论部主任徐涟主持。
　　研讨会为中国文化报社“艺海问道”文化论坛第四期。论坛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为主旨，以21世纪网络时代的现实生活为背景，探讨青年文艺工作者如何深入生活。“在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样性受到极大冲击，互联网不仅改变生产方式更极大改变生活方式的今天，文艺工作者包括文艺评论家，如何深入生活？深入谁的生活？这是不是理论问题，或仅只是态度问题？艺术创作的本质是什么？在创作实践中如何体现深入生活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徐涟说，“对于当代青年文艺工作者而言，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深入生活即是深入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当中，摈弃小我，绝不一味沉溺于个人的情感、遭际和个体的极端感受，而是追求大我，能够将个体感受与痛苦升华为大时代中对普罗大众的关切与悲悯。无论是青年艺术家还是文艺评论者，都应当拥有广阔的视野、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直面社会生活的勇气，不屈从于喧嚣的流俗与时尚的自我坚持，最终成就大我，留下无愧于时代的抒写与抒情，并以此彰显自我的存在价值。”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大命题需要当代阐释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72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表述的核心内容，也是影响后来党的文艺工作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正确处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首先在于根据时代发展，正确地理解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内涵。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李云雷对“深入生活”的本体特质进行了分析：“‘生活’和‘深入生活’两个术语看起来很平常，但其实有其理论背景和知识背景。现在来看，只有在生活的公共性和政治性的意义上，才有必要去深入生活。”李云雷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把“深入生活”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框架，认识到文学本身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前提下，去深入工农兵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学和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人民文艺的理论视野，要求新的人民文艺应该有先进性，能够引领严肃文艺，也能够引领通俗文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何吉贤认为“深入生活”之所以成为当代文艺创作面对的难题，是因为现代社会分工导致知识和文化生产的专业化，一部分人被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知识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尤其是文化和文艺又是关于人的工作，与人的情感、具体的生活感受息息相关，这就产生了文艺与生活脱离的可能性。在网络时代，全面城镇化的进程，使得乡村原有文化生态不复存在，“乡村叙事”面临终结，怎样去表达乡村成为一个新的问题。面对这种分离状况，左翼文艺界其实一直在探索和解决，获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1949年之后，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以及浩然等，都曾长期扎根于自己的故乡，牢固地掌握着自己创作的源泉，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这些经验应该学习，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新的条件下还需要从类似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等经验中，获得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师陈国战分析了重提“深入生活”的现实必要性。当前的文艺创作在深入生活方面存在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复杂性、传奇性、荒诞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他们常常感到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是一些文艺作品，主观上放弃把握现实的愿望和努力，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现代社会的“幻城”，一些“超现实”的艺术文本，相互复制、相互指涉、相互印证，隔断了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
　　人民日报社记者董阳认为，文艺创作和生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但是生活积累并不是文艺创作走向成功的唯一变量，要防止简单地把深入生活和优秀作品对应起来的机械的反映论观念。中国歌剧舞剧院导演孔德辛，以自己创作舞剧《孔子》和舞蹈《蚕花姑娘》为例，说明了深入生活激发创作灵感的重要性。对创作《孔子》而言，“虽然我是孔子的后裔，但是和他相距2500多年，这个时间距离必须借助现实文化遗存的激发才能消解。”对舞蹈《蚕花姑娘》而言，则必须从实景实物的观察中，从对蚕桑文化的真切感受中，捕捉创作的意象和逻辑关系。
　　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副主任、诗人高昌说，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在“剑外忽传收蓟北”这一瞬间的情感爆发和心灵感受，同时又是长期生活积累和社会观察之后的艺术结晶。这种作品不是带着某种功利目的到景点中走马观花逛上一圈就能写出来的。“深入生活”有五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热爱”，对生活、对人民的深厚情感。第二个是“参与”，就是闻一多评价田间时说过的“积极的生活欲”。第三个是“思考”，对社会现象要有深入的分析和反思。第四个是“开掘”，对生活素材要有理性的扬弃和提升。第五个是“回答”，对时代课题提出创造性的答案。这里的基础，首先是热爱。有了对生活的爱，才会有对生活的深入体验。爱的深浅程度，决定了“深入生活”的深浅程度。他说，一个热爱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走光明的道路，传递温暖的情感，做干净的人。
　　当代文艺创作
　　凸显生活积累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了当代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他提醒，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与会青年文艺工作者从不同艺术领域，围绕作品和深入生活的关系问题，阐述了对当前文艺创作现状的理解和思考。
　　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鲁太光从年龄分层的角度指出青年一代作家在艺术表达中存在的个人化、情绪化、碎片化偏向。“毋庸讳言，我们的确需要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我熟悉的文学领域来看，不是作家们生活太多了，想象力包容不了，而是生活太少了，即使想象力再丰富，也难以支撑起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空间。”他以一些作家喜欢创造“灵魂出窍”或“灵魂附体”这样的创作现象为例，说明作家企望通过“通灵”的角色设定来弥补生活不足。“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又不单纯是生活问题。就我个人的经验看，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作品中呈现的生活还是比较多样的，那为什么给人以没生活的印象呢？因为文学并非自然主义地呈现生活，而是作家用思想和情感提升生活。从这个层面看，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缺生活，另一方面是缺思想，尤其是缺乏一种带有整体性的大思想。”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项筱刚博士总结了青年作曲家在深入民间、为人民服务、讴歌时代、寻找传统和现代的平衡点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他认为中国文艺家其实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深入生活的传统，无论在“开发边疆，开发民间”的潮流中涌现出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边寨歌曲”、流淌着甘美旋律和斑斓色彩的《长征组歌》、带有鲜明地方色彩和时代特点的《喜洋洋》和《春节序曲》，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在希望的田野上》、《亚洲雄风》、《我和你》等都以其高扬的主旋律、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雅俗共赏的大众性，当之无愧地成为所属时代的代言人。在他看来，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作家只专注所谓内心声音，忽视或者漠视大的时代潮流而存在，是难以创造出既为专业人员肯定，又被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的。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文化国际推广研究所教师李玥阳分析了网络时代下电影工业在市场化时代的商业逻辑和商业追逐的内在缺陷。她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提出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对当下的电影来说非常重要。一直以来，电影都有两种现实：票房的现实和电影工业的现实。新世纪以来，电影一直密切关注票房，忽略了可能更为重要的电影工业的建设。“总是想学好莱坞，但是中国电影和好莱坞完全不同。中国电影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削弱了此前中国电影工业基础，大制片厂消失了，紧接着，又受到好莱坞大片和全球化资本的冲击。”文艺工作座谈会提示我们应该遏制单一的票房标准和市场诉求，从壮大电影工业本身真正推动电影的发展。
　　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编辑刘茜说：“现有我看到的现实题材影视剧作品题材扎堆严重，多集中在都市情感剧、偶像剧、家庭伦理剧方面，对其他广大群体的关注却比较少，如表现农村生活很少，仅有的一些还多是‘东北风’系列，反映全中国农村现状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题材的失衡与收视率、票房有关。对比戏曲现代戏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不乏反映当下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之作。剧作家有没有好作品出现，跟个人责任心和努力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应该要有一个更好的激励机制。当前来看，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水平出发切实地去提高，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令人期待。”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研究员蒋慧明介绍说：“从收视率以及网络评论等方面观察，第七届全国电视相声大赛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明显有所衰退。从参赛作品的题材看，社会民生、日常婚恋、热点话题、人性弱点等等都有涉猎，但总的来说还是缺乏能立得住的优秀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结底还是‘深入生活’的问题。”现在的曲艺作品有“生活”，但不够“深入”，表面化、碎片化和创作思维的模式化，是相声创作的现状和症结，并通过电视大赛无形中被“放大”。她认为年轻的创作者要格外在“深入”这两个字上下功夫，要有世界观、价值观的立场和态度，发现和反映出生活表象背后的内涵。
　　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研究馆员裔萼追溯了唐宋以来中国人物画的兴衰，曾经在唐宋光耀画坛的人物画，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艺术家脱离现实，固步自封。她认为20世纪以后，新的时代思潮冲击封建旧文化，隐逸、遁世的文人画受到质疑，积极、入世的艺术得到提倡，艺术家开始关注现实，深入生活，他们从象牙之塔走向人民大众，人物画得以振兴。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画家获取视觉资源的方式和以前很不相同，在感受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出现了创作上的表面化、碎片化，人物画家如何在图像泛滥的今天，深入生活，挖掘素材，创作出时代精品，决定了艺术创作的高度。
　　穷形尽象
　　刻画大时代的典型细节
　　既然深入生活不仅具有历史和理论的合理性，那么在当代条件下，究竟如何深入生活？我们要深入的生活本身是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需要我们进行什么样的准备？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慧瑜认为，在当代深入生活必须认识到30多年来文艺生态的巨大变化，这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艺生产，这种转变带来两种后果，一是体制内的相当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转变为市场中的写手、艺人和明星，二是文艺生产的出资更多地来自民营企业。与这种生产体制相匹配，文艺形态也从工农兵文艺变成了市场体制基础上的大众文化，这一方面带来文艺创作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把市场效益作为唯一标准、只满足特定消费群体需要等。青年作家、《当代》杂志编辑石一枫也认为当今文艺运行的总体特征和文艺来源的生活本身都已发生显著变化，因此青年深入生活的形态、目的、手段都应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孙佳山博士认为网络时代的来临的确更新了我们对世界的本体认知，但是理解网络时代的深入生活一定不能脱离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的框架结构。在20世纪的“四个现代化”曾引起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各个艺术学科都以“现代性”的名义，追求过自身艺术语言的“现代化”。然而时过境迁，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也不得不开始要重新调整各自的历史坐标，这也构成今天文化艺术领域的普遍性困境的历史原因。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刘岩提醒网络时代也可能带来一种设置自我边界，使人更加疏离自己的危险性。他以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为例说明，作家萧红的生活世界是与五云嫂、有二伯们血肉相连的，以一颗童心倾听和分享底层经验的跨越阶层的生活世界。我们今天的通讯和交通可以容纳不同阶层的社会空间，但大家被资讯的泛滥包围，沉浸在各自的“朋友圈”里，生活世界就被隔断。一个创作者要突破这样的壁垒，即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改造自己的私我边界，真正深入生活才有可能。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编辑李松睿认为文艺工作者大概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深入生活”。一种是赵树理式的。这样的作家本身就来自底层，有着异常丰富的生活经历。因此他们的写作也就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另一种则是鲁迅式的。这类作家基本上生活在书斋之中，离基层生活相对较远。但他们还是以深邃的洞察力，写出了生活背后的本质。“在我看来，第一类作家接近生活的方式可遇而不可求。今天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生活状况可能更接近第二类作家。这就要求他们在创作中拒绝任何对于生活的人云亦云的理解，真正关心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类问题，并作出富有洞见的解答。”
　　同为《艺术评论》杂志编辑的陈瑜从对传统音乐理解的角度说明深入生活必须走进生活背后的文化土壤进行深层开掘，以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找到一种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精神内涵的音乐语言。对传统音乐旋律音调、节奏、曲式结构的运用只是音乐表现的表层元素，作曲家需要更多地深入生活，观察传统音乐在地方社会不同文化语境、各社会阶层中的生存状态，观察它们在近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因现代经济、文化冲击以及传统观念的改变等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遭遇，理解传统音乐背后所隐含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对生活的认知逻辑。只有这样才能促动文艺创作的结构性转变。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谷泉多年坚持美术创作和研究的田野工作。他从文化的维度表明，深入生活要重视文化的多样性，要注重民族地区文化的不同特质。文化的保护和创造一样，都需要在发展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推进文化的现代化。各个民族只有通过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才能够与时代同步，分享其他民族、国家以及全球现代化的进步红利。在这样促进文化和艺术全面进步的事业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大有作为。
　　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副主任杨晓华说：“深入生活是对我们党的文艺政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理论问题。为什么要深入生活？为什么我们党有这样的历史自信、理论自信，反复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倡导艺术家深入生活？至少有四点支撑。第一，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广大、细腻又不断时空转化的世界，和作为认识者的个体之间存在深刻的对立关系，但世界及其规律又是可以认知和把握的。第二，人的社会性本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解和发展文化艺术的道路，人作为类的存在不断地通过对象化，和他人的生活亲密连接在一起。第三个是政党理论。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对文艺如此重视如此敏感。最后一点是艺术生产理论的支撑。这种精神的力量和凭借物质力量批判世界的现实的物质的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开放在当下又不断面向未来展开和积淀的过程。”
　　“深入生活，是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命题，最早系统论述这个命题的是毛主席的延安《讲话》，尽管没有用‘深入生活’这个概念。这个命题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基本的命题：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以及文艺应该写工农兵或人民群众的生活。所以，如果不承认前面这些命题，那么‘深入生活’的命题就会被质疑。”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上世纪80年代，人们曾认为文艺就应当写人的内心或个人的生命体验。结果这条路越走越窄，使我们今天的严肃文艺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深入生活也和传统文艺体制有关。原来的文艺体制是把文艺家养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和阶层。这样，就需要不断走出去，走下去。今天环境变了，但文艺家仍然需要深入生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转型和质变，对这种转型和质变，仅有社会科学的理解远远不够，需要文艺家来穷形尽象地呈现、刻画大时代的典型细节。这就要求有出息的文艺家，特别是青年文艺工作者要突破个人生活的局限和区隔，深入到其他阶层的生活中去，以完成这个大时代的课题。同时，在深入生活过程中，还应该形成或者提高世界观，以便拥有更高的视野、更敏锐的眼光、更深邃的判断力。”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晓柳）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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