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生，你永远活在我们那代人的心中！”汪国真去世后，在百度贴吧等处，许多网友深情悼念这位诗人，还有人为他写诗。
　　与此同时，主流文学界却出现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许多著名诗人明确拒绝采访。即使有人接受采访，用语也不那么客气。在中国“死者为大”的传统中，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对于这种诡异的对立，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洪烛并不意外。二十多年前，他与汪国真一起投身市场化写作的大潮，体会过后者所享受的荣光，也感受到后者所承受的重压。他说，自己能理解汪国真，也能理解文学界对汪国真去世的反应。
　　显然，汪国真不是一位能轻易盖棺定论的诗人。围绕他和他的作品的争议，或许将一直持续下去。
　　被一个特定时代打造的“文化英雄”
　　记者：汪国真是怎么火起来的？
　　洪烛：汪国真出名，背后有两个大背景。第一个是当时的期刊市场面临大变革。1980年代是《十月》、《收获》、《人民文学》、《诗刊》等纯文学杂志的时代，但到了1990年代，它们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面向青年的生活类杂志异军突起。这些杂志常推荐汪国真的诗歌，汪国真因此在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
　　第二，当时的图书市场也处于变革期。此前，新华书店垄断了中国图书市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很多发行、营销能力强大的民营书商出现。有眼光的书商找到了汪国真，他的一本书往往有几十家出版社争抢。于是，汪国真很快成了继席慕容之后影响最大的诗人。
　　有媒体还炒作过“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这个概念，汪国真被排在第一个，我被排在第二个。
　　记者：年轻人为什么喜欢汪国真？
　　洪烛：汪国真弘扬真善美，有励志的意义，在当时是一种正能量。那时社会在转型，很多年轻人需要的并不是文学、诗歌，而是精神上的激励，就像他们对流行歌曲的喜爱一样。汪国真的诗歌在90年代的诗歌里可能最接近于流行歌曲。他火的时候，也是四大天王火的时候。
　　我觉得，汪国真是被一个特定时代打造的“文化英雄”。
　　记者：为什么用“英雄”这个词形容汪国真？
　　洪烛：汪国真对大众文化是有意义的。某种意义上，汪国真是新时期第一个涉足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和图书市场的文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余秋雨是第二个。他们容易成为一个“文化英雄”，但在圈内容易被喝倒彩。
　　在纯文学界，汪国真受到的抵制非常强烈
　　记者：汪国真有没有得到过全国性的诗歌奖项？
　　洪烛：没有。他在文学圈内一直存在争议不断。纯文学界对他是不认可的，把他当作文学的异教徒，不承认他。汪国真受到的抵制非常强烈，挖苦讽刺和不屑他的人很多。
　　汪国真也努力过，比如找过《诗刊》、《人民文学》，但那些编辑对他的评价都不高，不会发表他的作品，或者会退稿。其他的诗人，对他避之犹恐不及。
　　记者：对他的争论一直存在？
　　洪烛：一直存在。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在纯文学界一直没有真正翻身。
　　记者：面对这些压力时，他有什么反应？
　　洪烛：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0年代初期我们在《女友》杂志开会，汪国真跟我说心里话，说自己压力非常大——那时候诗歌界发起了“倒汪运动”，要“打倒汪国真”。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倒汪”，听上去别人把他当成了诗歌界的汪精卫。而就像“曲线救国”，汪国真也许也觉得自己走的是曲线救文学、曲线救诗歌的路吧。
　　他好像就那一次跟我说过他的压力。他是一个非常能忍受的人。
　　记者：你们深聊过对当代诗歌的看法吗？
　　洪烛：有一阵网络诗歌特别火，口水诗盛行。我一次参加活动遇到汪国真，他特别想跟我聊诗歌，对我说：“现在诗人怎么了？想把诗歌搞死吗？”当时他已经淡出诗歌界了，但从这句话，我感觉他还一直默默关心着诗歌的生态。他对诗歌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审美坐标。
　　记者：他的审美坐标是什么？
　　洪烛：他的审美坐标就是“真善美”。这是绝大多数世人共同的审美坐标。
　　在美学上，很多诗人的价值超过汪国真
　　记者：这种“真善美”为什么会被说是“心灵鸡汤”？
　　洪烛：我们这个民族对文学和诗歌在专业程度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在“写什么”上要有“真善美”，还要在“怎么写”上达到“高精尖”。
　　我既能理解汪国真，也能理解诗歌圈。汪国真在“真善美”上毫无疑问有积极一面，但在“怎么写”上，诗歌也是有段位的。
　　记者：他的“段位”还不够？
　　洪烛：对。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进步非常快。大家“倒汪”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因为之前北岛、舒婷刚火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北岛，Pass舒婷”。每当出现一个成功诗人，没多久，他们就会被新的浪潮或者诗歌风格颠覆掉。颠覆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了。
　　记者：当时汪国真的书异常畅销，而纯文学杂志却生存艰难。
　　洪烛：对。纯文学诗人的诗集很难公费出版，很多都要自费。当时因为信息不流通，或许有人存在这样的担心：汪国真的诗歌会遮蔽专业领域里的诗歌。汪国真越火，专业领域里的诗就越来越不为大众所知。
　　汪国真是市场英雄，他的诗歌的社会学意义要高于美学意义。诗集发行量、传播范围……他的影响力是同一个阶段的很多诗人无法匹敌的。他为中国的新时期诗歌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但是在美学上来说，很多诗人的价值超过汪国真。
　　记者：为什么汪国真能取得市场上的成功？
　　洪烛：纯文学有时候太纯了，水至清则无鱼，反而容易和大众绝缘。汪国真不见得是有意识地去放低身段，但他创作时的那种“身高”，恰恰和读者是平等的，是能够接轨的。
　　而90年代，中国很多精英诗歌、精英诗人在凌空蹈虚。他们对汪国真不屑，有时也对大众不屑。
　　当然，不能因为理解汪国真，就否定精英诗歌圈。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落败了，但是汪国真内心没有认输
　　记者：“倒汪”运动影响有多大？
　　洪烛：持续了五六年。我个人感觉，在“倒汪”运动后，汪国真在诗歌界、文学界处于下风。胜负已经分出。他也许不是落荒而逃，但确实开始转型、开始突围。他写歌词，写书法，谱曲。不能说他淡出诗坛，因为他也许没有在“诗坛”存在过，但是他作为诗坛凶猛竞争者的地位在弱化，不再是中国诗坛的一个对手。虽然他口头上一直没承认，但是客观上，他还是有一种败走之势。
　　很多诗歌界或文学界人士是对事不对人的，对汪国真不屑，并不是针对他这个人。汪国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谦虚，很多诗人都非常认可他的为人。只是说在文学市场化的转型期，中国确实存在两种文学价值观的较量。
　　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觉得文学界批评汪国真的人是在羡慕嫉妒恨。他们确实是真诚的，是在捍卫纯文学的尊严，哪怕这种观念也需要变革。
　　记者：需要怎么变？
　　洪烛：当时是前网络时代，文学还没有真正进入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时代。批评汪国真的诗人可能忽略了一点：诗歌并不是只有一种，诗歌的标准也不是只有一种。
　　北岛、舒婷的诗歌是诗歌，海子的诗歌是诗歌，汪国真的诗歌也是诗歌。他们都可以云集在大诗歌的旗帜下面。但是有一批人就觉得汪国真的诗歌给文学抹黑了。
　　记者：没有人替汪国真辩护过吗？
　　洪烛：在纯文学界，要么倒汪，要么保持中立。愿意为他辩护的，大多数是大众和读者，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那时是前网络时代。
　　文学界对汪国真的态度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汪国真。我唯一要为汪国真打抱不平的是，当时文学没有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时代。现在我可以很放松地公开说，汪国真属于诗人，他的诗属于诗歌。我们的诗歌可以有很多种，诗人也可以有很多种。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哪怕他最后倒下了，也是先驱。
　　记者：汪国真为自己辩护过吗？
　　洪烛：他应该为自己辩护过。客观上落败了，但是他内心没有认输，他仍然肯定自己的价值。这也是我对他比较敬重的一面。
　　记者：后来他的压力已经大到写不下去诗了吗？
　　洪烛：我觉得，如果一直受到表扬和鼓励，他会继续写下去的。
　　在美学上，余秀华比汪国真进步
　　记者：你感觉汪国真热是什么时候开始明显降温的？
　　洪烛：1998年前后。我跟他说：“你不认输，但你不应该在行动上服输。一个诗人起步时作品可以幼稚和简单，但你应该不断成长，用你的作品反击不屑你的人。别人对你的批评是从美学上来说的，而且是有道理的。你应该让他们看到，你不但能写出大众叫好的诗歌，还能写出精英圈挑不出硬伤的诗歌。”而他那时已经开始转向书法和音乐了。
　　记者：他那时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吗？
　　洪烛：实现了。还有一个原因：他从事书法和美术之后，获得的回报和社会关注度，应该比诗歌要大。
　　记者：他甘心吗？
　　洪烛：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积极的人，很随和。他不会对什么事情感到愤慨，不会走极端。他不会苛求别人，也不会责怪自己。
　　记者：读者后来对汪国真诗歌的审美态度也有变化？
　　洪烛：有，读者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诗歌也在不断加速进步。在“倒汪”之后，中国诗歌又经历了好几次颠覆运动：有“盘峰论剑”（“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有“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到去年余秀华的诗歌……中国的诗歌一直在高歌猛进，在螺旋式上升。
　　记者：有人说，余秀华有点像是新时代的汪国真。你怎么看？
　　洪烛：在美学上，余秀华比汪国真进步。虽然文学界对她也有争议，但比较余秀华和汪国真，你会感觉到，中国诗歌“合格”的分数线越来越高。当时纯文学界对汪国真可能只会打60分，但今天的文学界，余秀华的反对派也会给余秀华打70分、80分，至少会承认她写的是诗歌。
　　网络时代多元化了，谁也没办法把谁一棒子打死。
　　记者：席慕容还一直在写。
　　洪烛：席慕容可能比汪国真更强大。当时诗歌界对席慕容的打分也不是很高，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她以自己的定力成为文学界真正的存在，出了一些好作品，得到认可。她在华语诗坛坚持下来了。

2013年洪烛与汪国真共同参加北京名家赤壁文化座谈会。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陈默）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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