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下简称陀氏）在逝世前不久留下了两段著名的话。第一段是：“在完整的现实主义中发现人身上的人。这首先是俄罗斯的特征，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是民众的，虽然我还不为现今俄罗斯民众所熟悉，但将闻名于将来的民众。”第二段是：“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处。”这两段话概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的审美活动，一面是深扎于俄国社会土壤白桦树根，承载俄罗斯土地与历史的厚重；另一面是穿透人类心脏的玫瑰荆条，鲜血淋淋却散发思想的光辉。

陀氏是怎样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呢？在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所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四卷中，可以看到其思想和艺术的数次转型，时代的变奏与坎坷的人生，铸就了这位预示了俄罗斯乃至人类命运的预言家。

第一次转型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在陀氏开启文学生涯的19世纪40年代，俄国文化正处于一个激荡过渡的时代，庄严肃穆的浪漫主义正在衰亡，起初陀氏的头脑中还充满了对莎士比亚和席勒剧中人的想象，历史小说和浪漫悲剧的熏陶使他的想象力充满了阅读这些东西后产生的幻想。可是仅仅在几年后，他已经把自己的文学榜样从普希金和席勒转移到了果戈里身上。

他写作《穷人》的想法正是在这一文学进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凭着对文学新的时代特征的敏锐感觉，陀氏阅读了大量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以及在此思潮影响下问世的大批法国文学作品。他也“特别喜欢阅读果戈里的作品，而且喜欢逐页背诵《死魂灵》”。在那段时间，陀氏阅读成癖，并从阅读当中获得了创作的技能，而翻译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的过程更锤炼了他对写作的认识。《穷人》面世后，别林斯基激动地称之为“天才的作品”，“像他（陀氏）的小说这样揭示俄国社会与人的秘密，在他之前甚至做梦也没人想到过。”然而，《穷人》中还是留有浪漫主义的幻景，而这些，在经历了假死刑，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都彻底破灭了。在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和艰辛，尤其是精神上的打击之后，陀氏把他的现实主义呈现在了《死屋手记》中。

第二次转型是审视底层民众时玫瑰色眼镜的破碎。被迫与农民犯人朝夕相处，陀氏曾经有关农民“更美好、更道德”的印象和信仰也遭到棒喝，因为他在那里发现农民犯人残忍和野蛮，与卑劣的俄国政府的淫威毫无二致，他觉得“道德上无法忍受”，“这是我长途跋涉的终点，如今我入狱了！”与此同时，他又逐渐从这些残忍和野蛮的死魂灵身上重新发现宝贵的生命力量。陀氏的信仰在撕毁中重塑，但这已不是对人善良本性的天真信仰，而是建立在对人性复杂的清醒认识之上。

第三次转型是陀氏与虚无主义、利己主义的斗争。流放归来的陀氏先后担任《时代》《时世》的编辑，就当时激辩的各种问题参与论战。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以及原始的机械唯物论和决定论混合而成了后来的俄国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奇怪的大杂烩与陀氏在非常痛苦的苦役营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他于1864年写出的《地下室手记》第一次正面抨击了这种虚无主义。陀氏认为，利己主义和虚荣心，使得贵族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梦想的“博爱”的世界里，同时却忽视最基本和最明显的道德义务。而利己主义在《地下室手记》中最终获胜，这表示陀氏承认愈发丧失合理和公正的世界，已经沦为更残酷、更痛苦并且让人备受折磨。

在《地下室手记》之后，陀氏对道德、心理的探索并没有止步，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他创作了自己三部伟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以及他最好的两部中篇小说《赌徒》和《永远的丈夫》。像《地下室手记》和《罪与罚》一样，《群魔》作为陀氏与19世纪6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持续斗争的组成部分应运而生。基里洛夫是陀氏所塑造的最出色的人物之一，陀氏让这个人物貌似具有《白痴》中梅什金公爵那种天启般的直觉和感受，但却又揭示了这种与信仰分离的世俗且主观的想法所产生的可怕后果。陀氏以令人吃惊的先见之明，描写了从他那个时代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始终不变且日益加剧的道德困境与危机。

至此，国内出版的约瑟夫·弗兰克所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前4卷，已经描绘出陀氏大半生的创作与人生。陀氏生命的最后十年是这部堪称伟大传记的第5卷之主题，这其中既有他创作《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两部作品的故事，也描述了陀氏非凡的文学生涯和人生历程的终结。据了解，本书的第5卷翻译和编辑工作已经完毕，明年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推出。从2014年第1卷中译本出版，这部陀氏传记的皇皇巨著到明年就是第8个年头，届时陀氏的一生将在中国读者面前完整呈现。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编辑部/作者：温东妮）

责任编辑：文禾

支付宝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