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陆和台湾的青年作家相聚在一起，他们对彼此文学处境的审视如何？他们以何种视角看待当下的文学创作？他们认为文学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在日前举行的“两岸新锐作家创作座谈会”上，青年作家们就文学创作与市场、文学与当今时代以及作家如何书写等主题展开对话。
　　面对市场，文学如何胜出
　　在文学话题中说到“市场”，很多人都会“谈虎色变”，似乎文学创作特别是纯文学创作与市场格格不入，受到日益强势的资本市场的挤压，文学的处境令人堪忧。但两岸的“70后”作家对于市场中的文学处境却并不尽是悲观。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市场金钱化、商业化、消费化，这导致了民众对文学阅读的贫乏，最终导致了文学读者越来越少，作家也越来越被边缘化。但作家艾玛认为，真正的文学不趋利，但它也不拒利。市场的需求分为很多层次，有相对浅显低俗的口味，也有高尚的追求，把市场完全等同于庸俗是一种误解。而文学自有超越市场的评价标准，它最主要的位置并不在市场，它最需要警惕的也并不是市场。
　　因为创作了“梁庄”系列而备受关注的作家梁鸿对于市场下的文学处境更为乐观和笃定。在她看来，对于文学而言，市场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包含资本不断壮大过程中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对文学的冲击，包含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文学所遭遇的挤压，如网络、电影、电视的高度普及，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新文学类型，同时，也包含着文学本身的市场化运作，比如一本书如何在市场销售。作家需要的是对自己的视野和对文学的范围、审美重新定位，打破偏见。至于文学的未来处境，梁鸿认为，看到市场背后的每一个个体，看到他们对文学的渴望和精神的涌动，作家就能突破市场的魔咒，找到写作的位置：“忘记市场之日，恰是文学胜出之时。”
　　“以文学创作而言，考虑市场读者需要的极致表现，就是不考虑那些能被读者清楚言说的需要。”台湾作家徐誉诚的概括与梁鸿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从市场需要出发，分析了读者对于文学的需要以及作家从事创作的需要和意义。徐誉诚认为，文学能够承载和对应那些复杂的人类心绪，搭建出精神上的栖身栈所，并提供通往前方未知境地的无穷路径。因此纯文学的路径永远存在，但不会被普遍和广泛需要。因为作家创作的终极目的不是与市场对话，而是与世界和文学对话，“犹如行走在人类思想演进的遥迢长路之中，途经前人所辟地建立的荒野驿站，而后继续往前，在一片空洞虚无之中，延续拓展着那幅巨大无边的人类心灵图像”。对于作家而言，写作本身就是最好的报酬。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文学读者数量有所减少，纯文学创作也呈缩减趋势，在很多台湾作家看来，市场形势十分严峻。台湾作家苏飞雅就发出疑问，台湾作家“到底是追逐读者品位追过了头，还是迎合评审喜好迎过了头，导致失去自己、失去文学？这是否与台湾的文学土壤营养不良体质不佳有关？”据台湾作家谢文贤介绍，台湾的市场母体小，每年却有4万多本新书进入市场，阅读力与购买力都不足以支撑，许多纯文学创作的出版机会受到很大压抑。新锐作家就很难得到出版社注目，连得过许多文学奖的作者投稿都少有出版机会。自费出版市场则因为毫无审稿门槛，导致好书难觅，很多有实力的作者不得不依靠艺术补助政策。从这一现象来看，纯文学的阅读市场是相对疲弱的，主流读者与纯文学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
　　针对这种状况，台湾作家陈榕笙给出了自己认为在有限市场环境中的可行策略，试图为文学在市场中胜出寻求某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纵向的发展以及文学团体的结盟。陈榕笙认为，如果小说家只把出版、发表小说当成是惟一能做的事，他很可能会面临小说市场的瓶颈；而除了写作之外，如果能以演讲、教学等不同方式去推广和引导小说创作，对创作者而言，市场会更为宽广。
　　文学与时代相遇，作家要在场
　　面对复杂而广阔的书写空间，文学以何种姿态与时代相遇，是作家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作家都选择了“在场”。
　　在作家冯唐简明扼要的文学观中，除了“感受在边缘”、“理解在高处”之外，重要的还是“表达在当下”。冯唐认为，除了独立思考和探索智慧，在表达的内容和着力点上，作家要从观照当下开始，收官于当下。即使写历史、写未来，也是用现世去观照，要想明白巨大时间尺度下的共通人性。
　　2007年以来，作家路内完成了5部长篇小说，有3部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一部讲述80年代，最接近当下的一部讲述的也是2002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时代。曾有批评者认为路内不会写当下题材的小说，这让路内思考，回望历史是否可以算作“这个时代的文学书写”。路内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书写虽然受制于很多因素，但仍有严肃的一面。作家需要不断问自己，在所经历的时代“我写了什么”，这种责任感让作家不得不回望历史。但路内也说，“他可以不限于今天，却绝不会拒斥今天”。
　　“写出生活的细部和幽微之处，便写出了时代。”付秀莹如此概括她对这个时代写作的看法。在正在创作的小说中，付秀莹写到了剧烈变化的时代中一个村庄的心灵图景。“一个农村妇人经历的内心动荡，一点都不比我们经历的少。她们的精神成长和人性的微妙起伏，都是文学大有作为的部分。她们身上一定投射了这个时代的光影，濡染了这个时代的色彩，甚至很多时候，人物的个体命运，便是这个时代命运的一部分。我试着写出他们的内心曲折，也就大略地写出了这个时代的内心曲折。”同样，从创作伊始便以生活的小县城作为创作母本的作家张楚，也关注到了他生活环境的变化。“人越来越物质化和机械化”，县城里的新鲜事与俗世的欲望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最典型的县城。于是在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中，张楚便写了小县城精神上的异化，以及道德底线被撕扯后的痛楚。“我希望我的眼神是清澈的，我的思想也是清澈的。我看到了暖，于是写了暖，我看到了悲凉，于是也写了暖，只不过这种暖是悲凉后的暖。”
　　台湾作家许正平的创作历程几乎与台湾社会同步。他的少年时期很像台湾导演侯孝贤在电影《冬冬的假期》《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中对于时空的写照：真实的土地，牧歌般的孩童时光，渐渐向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倾斜的现实与价值观以及必须离乡才可能实现的未来。这也成为他作品最初的主题。进入上世纪90年代，台湾作家及其笔下的世界，都不再追索消逝的田园，而是转向此时此地的现实。到了世纪之交，许正平尝试能否以文学介入现实，为一切没有话语权的边缘、底层人群发言。2013年，在写作新舞台剧本《水中之屋》时，他以真实的事件和当地人作为原型，通过观察、交谈，试着感同身受，追问存在的难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法，虽然“又回到了南方、小镇、边缘、非中心，但我确实在场”。
　　怎样写：有人用针挖井，有人轻装上阵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作家，“70后”小说家向前辈作家一样致力于探究时代最真实隐秘的一面，试图揭示社会现实，呈现人生真相。但在具体创作中，却遇到很多挑战——生活的雷同、细节难以把握、视野的局限等等。作家朱山坡就认为，对“70后”作家而言，“怎么写”比“写什么”更为重要。“如何书写这个时代，大师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种方式和经典范例，但面对这个无法一言蔽之的时代，我们还在寻找和调整适合各自的表达方式。”
　　作家们的确在寻找各自的表达方式。面对文学书写的“小时代”，文学样式越来越碎片化和泡沫状，金仁顺认为“写小”可能是普通写作者惟一的出路，就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说“用针去挖井”。小人物虽然卑微，“退缩在时代的毛孔中”，但恰是他们承载了所有人共有的经验。金仁顺认为，作家要在枯燥和重复中进行到底，把生活嚼碎砸烂作为燃料，最终才有可能完成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贯穿，找出自己文学源泉的所在。同样认为文学应以小见大的作家还有魏微。她曾困惑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和题材大小，但从“小说是人生的艺术”这句话中，魏微认识到所有的写作都应该是“日常写作”，而她心目中的日常写作就是“写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总而言之，哪怕是写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读出光来”。
　　精英文学的前瞻性、类型文学的私密性、商业文学的群创性，是作家谢宗玉预见的未来文学三种发展方向。他说，总有一些人愿意坚持高标准的审美要求，打造气象万千的文学世界，这些人的书写是孤独而艰难的。而在台湾作家伊格言看来，“艺术嗜血”是小说家创作时应明确的一条准则。小说所能处理的范畴之大，要求小说家的心智须时常在残忍冷静与温暖热情之间摆荡。小说家倾注于人物和事件的情感往往正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深刻”也正在于此。
　　从最早的博客作家出书拥有众多拥趸开始，人们发现，作家可以先在网络上针对主题培养读者再进行出版，或者从网络书写中观察什么主题可以让读者埋单再来下笔。近几年网络的崛起，让作家的书写状态也发生了改变。
　　台湾作家刘中薇发现，近两三年，社交网络“Facebook”或微博的兴起，不光是“营销平台”，还成为“内容平台”。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真实生活、趣味小事等亲切的主题，文字充满幽默，发表随时、随地、随性，不光是“被动地记录生活”，甚至可以说是在“主动地创造生活”。2012年，台湾作家侯文咏把“Facebook”上的文字集结成书，出版了《我就是忍不住笑了》。近期，骆以军也推出《小儿子》，不是浓烈沉重的书写，而是相对“轻”的作品。通过这种书写方式，作家放下姿态，用更平实亲切的口吻，让共同的生活经验互相渲染，引起共鸣，这可以说是作家书写时代和环境变化所作出的一种调整。
　　在台湾，尝试“轻装前进”的还有一批“轻小说”的作者。台湾作家杨寒介绍说，轻小说并不完全等同网络小说，它是以轻松简易的笔法描述故事，将图画文字化，用口语呈现故事，方便读者轻松阅读。这类小说虽然销路日趋增加，但由于作者缺乏生活历练和相应文学素养，作品大多浅近平白，结构或情景相对薄弱，若想走得更远，还需要文学研究者的理论指导以及作者群的实力积累。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王杨）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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